(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观点。) 国家权力是支配人、统治人的力量。权力的形式可区分为集权和分权；集权形式的内容是专制的统治力量，分权形式的内容是民主的统治力量。 最初的国家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笼统的统治力量。随着历史的发展，笼统的权力发生了分化，权力的结构由简单到复杂，人们对权力的认识也由模糊到精确。进入近代以後，人们终于发现，从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不能原封不动地继承权力，而是必须将集权的权力改为分权的权力。权力的分立是立宪政体的主要特征。法国《人权宣言》指出：“凡是利权没有切实保障，分权没有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这已经成为近代政治学的公理。宪法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保障公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分权没有确立的社会”，政府权力是不可制约的；政府权力不可制约，公民利权也没有保障。在18世纪可以说没有这两个方面就没有宪法；到了20世纪还应当加上一点补充：没有这两个方面即使有了宪法也没有宪政。 分权是个原则，至于权力如何分立，各国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全相同。典型的三权分立的理论是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的。他把权力区分为立法、行政（执行）、司法（审判）三种，他主张把三种权力交给不同的机关。坚定地实践孟德斯鸠理论的不是法国人，而是美国人。美国宪法设计了完备的三权分立，立法权给予议会，行政权给予总统，司法权给予法院。美国的成功经验为许多现代国家所仿效，多数民主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立。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掌握全权的人往往滥用权力，这是历史经验中屡见不鲜的。“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商务印书馆）这是“以毒攻毒”。实行三权分立，可以在不同性质的权力之间取得“制约和平衡”。孟德斯鸠的局限是没有看到对权力的根本性制约来自人民，更为重要的是以利权制约权力。但对于一个集权的权力来说，人民是无法制约的，只有权力的分立才便于人民制约。所以对权力的制约必须具备两个层次：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是以利权制约权力。 中国的国家权力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是有历史渊源的。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代代相传，延续了两千多年。传统的中央集权，再加上从苏联引进的共产党一党专权，就是现在中国的“中央高度集权”。共产党的中央集权远胜于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因为它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集中了社会上一切资源和资金，操纵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权再加上集资，看起来就无所不能了，东南西北中，工农商学兵，吃喝拉撒睡，没有一样不管。一元化的中央集权，发展到全能主义，就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苏联和中国的极权主义将权力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也将权力的弊病推向了绝顶。 权力的分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也表明权力分化的迹象，立法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权在国务院，司法权在最高法院。但江泽民说：“西方的那一套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我们决不能照搬。”（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2000年）那么，为什么非要反对三权分立？反对三权分立是维护三权之上的一权――一党专权。 极权体制集中了一切权力，也集中了一切风险。任何社会问题都要运用权力操作来解决，因此任何不满、怨愤和反抗也都指向权力。极权体制是一种不稳定结构。中国领导人每天都在担心不稳定，这就是结构病。不稳定来自极权体制的结构，又用加强极权体制来维护稳定，只能是愈陷愈深。真正的稳定，说来也不难，那就是分散权力，分散风险。(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郭罗基作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