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观点。)最近，《亚洲华尔街时报》不寻常地报道了朱熔基之子朱云来在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角色风波，使中共“太子党”经商引发的连带问题进一步白热化。由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摩根斯坦利合股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于五年前成立。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占股份45.5%，摩根斯坦利占股份35%。该公司赢利状况极佳，预计今年利润可达二亿美元。然而，摩根斯坦利一方却因对朱云来在该合资公司的角色和表现极为不满，而逐渐远离中方，不再向该公司指派执行官，并将减少摩根斯坦利一方所持的股份，他们宁愿在中国建立自己独立的分部。摩根斯坦利抱怨，虽然朱云来在公司管理层中只是低级成员，但其实际地位和作用却远远超出，成为“幕后老板”，他的特殊角色，削弱了中金原本就虚弱的内部监控管理，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行。跟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商都知道，在华经商，关系很重要，尤其跟各级官员的交道。作为中国总理的儿子，朱云来的存在，应该说，为中金公司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方便和好处。有关部门不敢不卖总理儿子的面子。否则，中金公司也不至于有如此快速的业绩和如此丰厚的利润。这是中国的社会文化或企业文化。不管朱云来本人是否愿意，在中金公司内部，尤其中方职员，只要知道他是总理的儿子，人们便自动向他围拢，把他的意见当做圣旨。也关系到体制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当局冻结政治改革，勉强推行经济改革的做法。导致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斗法，人治与法治斗法。关系、后门、权钱交易，仍然是在中国经商的法宝。高干子女几乎统统下海，因为，他们有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普通人和普通企业与之相比，自然处于不利和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中共当局也在内部作势告诫：管好自己的子女。并于一九九八年做出规定：高层干部子女不得在外资企业任职，但恰恰就在同一年，朱熔基的亲信、前建设银行行长、现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岐山，却将朱云来安排到中金公司驻港办事处。今年初，朱云来更成为中金管理委员会成员。朱熔基儿子经商，与其他高干子弟经商情况相比，说起来又只能算是小事一桩。江绵恒，作为中共头号人物江泽民的儿子，刚刚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并不具备深厚的科研功底，更无资历可言，竟被直接任命为最高科学权威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最近，江绵恒又成为中国最大通讯项目，总投资达十六亿三千万美元的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公司副董事长，试图与台湾首富王永庆之子王文洋一起，抢先垄断中国的通讯市场。李鹏家族，则更加离谱。长子李小鹏早已与母亲朱琳一道，参与深圳大亚湾核电厂，三峡大坝的经营，并涉嫌多起经济大案，如沈太福非法集资大案、陈希同贪污大案等。次子李小勇则成为“新国大投资诈骗案”的主角。今年十一月十日，约二百名示威者聚集北京市政府外，抗议李鹏之子李小勇伙同台湾商人曹宇飞非法集资，并高呼“李鹏出来”，以赔偿示威者的损失。示威者还出示了曹宇飞同其他中共高干李铁映、罗干和吴邦国等一起打网球的合影。显示这三名中共高层人物与曹宇飞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在该起非法集资额达5亿3200万人民币、其中1亿4000万人民币被存入国外银行的特大投资诈骗案中，仅曹宇飞等三人被捕，李小勇等人却依然逍遥法外。且不说，朱云来进入中金公司，江绵恒带职经商，李小鹏李小勇纵横商海，本身已经违反了中共中央的回避规定，是执法者违法的又一确证。不断曝光的“太子党”腐败案件，如近期的姬胜德阮崇武等腐败案，更令社会反感。正是“太子党”大批经商，各类权钱交易，引发“官倒”、腐败的横行，导致社会风气的毒化、堕落。八十年代时，国内报纸曾报道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失业，并领取失业救济金，报道夹以讥笑的口吻。殊不知，应该讥笑的倒是中国，只要是中共高干的子女，不要说永远轮不到下岗失业，而且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终生保送制”：保送上名牌大学，保送出国，保送升官，直到保送发财。哪怕残疾了，也得保送当上“残疾人协会”主席，那便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任“全国残疾人协会”主席，并集资经商，次子邓质方则在房地产圈地和非法集资交易中臭名远扬，女儿邓楠任国家科工委副主任，以半生不熟的外行领导资深的内行。难怪，在邓小平家乡，西部的四川省，流行一首反唱的《东方红》：西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陀，他为自己谋幸福，他叫人民各顾各。(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劲松作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