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在联合国咨询地位的争辩 -- 刘青} &> <& /mandarin/ui/ssi/navbar.mas &> {中国人权}在联合国咨询地位的争辩 -- 刘青
“六四”十周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日子，全球各地都庄重悼念十年前那场屠杀，国际媒体更是早就做了大量准备和采访。就在“六四”十周年这天，另一场关系中国的人权和正义的抗争，也静悄悄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开。恰巧在这天，联合国社经委员会要审核{中国人权}在联合国的资格，讨论是否给与{中国人权}特殊咨询的地位。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联合国给予{中国人权}这一资格，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沈国放带了六七个外交官，专门组成了处理此事的代表团。他们向社经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国游说，要求所有的成员国支持他们的立场，并且研究设计了详尽的步骤方案。 {中国人权}委派主席刘青、执行主任萧强，出席联合国社经委员会对该组织资格的审核会。虽然中国政府代表团试图不让{中国人权}的代表坐上发言席位，与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对面的答辩，但是在美国等国家一再坚持每个组织都有权回答问题，这是联合国社经委员会的规则后，{中国人权}的代表还是得以走上主席台，逐一回答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问题。 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五项责难。第一项责难是，{中国人权}总部设在美国纽约，为什么偏偏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如此感兴趣。{中国人权}回答说，{中国人权}是１９８９年在纽约注册成立的非赢利组织，是由一批留美的学生学者发起成立的，宗旨就是促进和保护中国的人权。 第二项责难是，{中国人权}成员大多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中国人权}发布的信息，是听信、制造或者传播谣言。{中国人权}指出这一责难不确切，{中国人权}的正式成员，大部分长期在中国生活过，其他正式成员也都在中国生活过或到过中国；而{中国人权}发布的信息，直接来自人权受害者本人、或是他们的亲属及朋友，并经{中国人权}核实。如{中国人权}公布的丁子霖等难属长期收集的１５５名“六四”死亡者名单。 中国代表团的第三项责难，是说{中国人权}的理事中，有过去的罪犯、被通缉的罪犯、保外就医的罪犯，他们出于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要做的是颠覆政府的事情。{中国人权}不能接受这一责难。{中国人权}的主席刘青，因为创建领导民刊组织，发表批评政府的政见和援救政治犯，曾经被判刑将近十一年；理事苏晓康因为撰写河殇等批评中国文化的文章，“六四”之后遭到中国政府通缉而逃亡美国；理事王丹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又因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而两次被判刑，由于国际压力才保外就医到美国治病。这些理事不仅在中国没有颠覆中国政府的言论和行为，就是在中国政府无法迫害的美国，也没有任何颠覆中国政府的言行。将他们称为罪犯，只能说明中国存在严重人权侵犯。 中国代表团的第四项则难，是说中国发生严重水灾时{中国人权}没有一分钱捐款，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轰炸时也没有任何气愤的表示，因此{中国人权}没有做过任何促进人权的事情。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确定的工作方向和内容，不会包罗万象什么都做。指责{中国人权}没有做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情，是对{中国人权}超越能力的要求。而说{中国人权}没有做任何促进人权的事情，则是错误的指责。中国政府近年签署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最早呼吁并推动这个工作的就是{中国人权}。 中国政府的第五项责难，是说{中国人权}与西藏分裂主义有密切关系，{中国人权}的一个负责人萧强参加过西藏流亡组织的活动。萧强当场否认这种推断，并且引用他参加西藏组织的发言，说明他是从人权和人道的角度，同情尊重民族的自决权利。这种权利是国际人权公约的原则之一。中国政府对这种权利的态度，进而认定属于分裂主义，只能令人深感遗憾。 {中国人权}的回答，都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客观逻辑严谨。美国、法国、爱尔兰等国家的代表，发言指出{中国人权}完全符合联合国的规定，坚决支持给予{中国人权}在联合国特殊咨询的资格。但是表决结果是３国支持，２国弃权，１３国反对，{中国人权}没有能够得到联合国的咨商地位。这结果是由国际利益和政治决定的，显示了在联合国这样的地方，人权、规则、真理，并不总能得到尊重和保障，这是世界的悲哀和无奈。虽然如此，{中国人权}并不绝望放弃，必将再次前来申请。因为{中国人权}知道，挫折和失败，是争取这样复杂的国际地位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