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观点。) 如果说，八十年代，在政治控制方面，中共还保留有相当的权力空间的话，那么，对于社会变迁的潮流，它就完全无法阻挡了。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国家能力的收缩，它对社会各行各业及各类团体的控制的削弱，社会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增长，国家和社会之间开始出现的某种对峙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制衡的加强、利益的分化、权力的分享，地区差距的拉大，各种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觉醒，中间组织受国家干预程度的下降，使国家全权控制的社会逐步溢出了一部分自由流动的资源：如农民耕种的自主权，城市中国家对资金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减弱，外资的涌入，财政分灶吃饭，企业自留资金，市场提供的契约式就业机会，个体、私营和“三资”、小集体等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的出现，都是这类自由流动的资源。同时，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如农村多种经营“自由活动空间”，集市贸易和长途贩运的自由空间，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空间，农民进城做工的空间，城市中第三产业和零售业以及电子技术等民营产业的自由空间，“三资”和“特区”的自由空间，知识界起伏不定的带民间性质的自由组合空间：编委会、研究所、书院、函授大学、沙龙以及有外资入股的杂志，以及国外和港、台流入的大众文化.....等等。如此，人们正在体制的缝隙中一步步地挤出了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中间层。 自1978年到1990年，中国城市的社团组织增加了24倍! 如果把它们划分为官办、半官办和民办三类的话，则官办只占百分之六，半官办占百分之七十，民办占百分之二十四。按照上述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社会的横向团粒网络型结构的出现的壮大是可以预期的，它将与纵向的金字塔结构达成某种势的平衡。这正是社会中间层的雏形。 在上述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文化系统的自主性开始滋长。从八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与文化界，兴起了一股文化讨论热潮，即“文化热”。与五四时期相似，“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再次成为最基本的划分方式和论战焦点。它席卷了当时几乎整个大陆知识文化界，并波及到大众文化层面，人称“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由于国门在某种程度上的开放，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当代西方的思潮。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多年未有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勃勃生机，因此，不难想见，与五四相似，“文化热”中，反传统的激进西化派在气势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发展的高潮是在其后期的1988年，代表“文化热”中主流观点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两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波及海外。鉴于中国的舆论控制仍相当严酷，因此，“文化热”借助五四灵感，使中国专制文化的弊端成为现实政治的替代耙子，一种特定的文化批判代替了政治批判，进入历史，并带来它未曾料到的巨大的政治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