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兴衰》- 58. 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热”

200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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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观点。) 如果说,八十年代,在政治控制方面,中共还保留有相当的权力空间的话,那么,对于社会变迁的潮流,它就完全无法阻挡了。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国家能力的收缩,它对社会各行各业及各类团体的控制的削弱,社会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增长,国家和社会之间开始出现的某种对峙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制衡的加强、利益的分化、权力的分享,地区差距的拉大,各种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觉醒,中间组织受国家干预程度的下降,使国家全权控制的社会逐步溢出了一部分自由流动的资源:如农民耕种的自主权,城市中国家对资金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减弱,外资的涌入,财政分灶吃饭,企业自留资金,市场提供的契约式就业机会,个体、私营和“三资”、小集体等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的出现,都是这类自由流动的资源。同时,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如农村多种经营“自由活动空间”,集市贸易和长途贩运的自由空间,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空间,农民进城做工的空间,城市中第三产业和零售业以及电子技术等民营产业的自由空间,“三资”和“特区”的自由空间,知识界起伏不定的带民间性质的自由组合空间:编委会、研究所、书院、函授大学、沙龙以及有外资入股的杂志,以及国外和港、台流入的大众文化.....等等。如此,人们正在体制的缝隙中一步步地挤出了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中间层。 自1978年到1990年,中国城市的社团组织增加了24倍! 如果把它们划分为官办、半官办和民办三类的话,则官办只占百分之六,半官办占百分之七十,民办占百分之二十四。按照上述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社会的横向团粒网络型结构的出现的壮大是可以预期的,它将与纵向的金字塔结构达成某种势的平衡。这正是社会中间层的雏形。 在上述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文化系统的自主性开始滋长。从八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与文化界,兴起了一股文化讨论热潮,即“文化热”。与五四时期相似,“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再次成为最基本的划分方式和论战焦点。它席卷了当时几乎整个大陆知识文化界,并波及到大众文化层面,人称“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由于国门在某种程度上的开放,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当代西方的思潮。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多年未有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勃勃生机,因此,不难想见,与五四相似,“文化热”中,反传统的激进西化派在气势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发展的高潮是在其后期的1988年,代表“文化热”中主流观点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两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波及海外。鉴于中国的舆论控制仍相当严酷,因此,“文化热”借助五四灵感,使中国专制文化的弊端成为现实政治的替代耙子,一种特定的文化批判代替了政治批判,进入历史,并带来它未曾料到的巨大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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