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观点)
9・11恐怖事件一周年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政府方面宣布，现在这个时候危险性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现在把安全放成几个档次，这个时候差不多是距最高的档次只差一级了，相当高。换句话说，据他们估计，恐怖分子还可能发动某些事件，不一定有9・11那样大，但是还是可以在美国发生，或者在美国海外的机构发生。美国在东南亚有些地区如马来西亚、印尼的领事馆、大使馆都关闭起来了，因为这些地方都可能是恐怖分子攻击的对象。所以，安全的考虑在美国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一年了，美国也准备成立国土安全部，但是国会方面还有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不是不关心公共的安全、集体的安全，而更关心的是不要因为这种危机，这种恐怖分子的威胁，就取消了个人在法律上或者在宪法上应该享有的自由，这种个人的自由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一个社会来讲，社会是一个整体，整体当然也有它的一种集体生命，可是这个集体生命的构成分子毕竟是一个一个的人，所以一个一个的人要生活得好，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至少在西方，人们是如此看的。就是在东方，儒家的说法也是要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政府要集中很大的权利，象过去儒家思想家讲的，也是为了要保证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生活。比如孟子说，农家至少要有一百亩田，没有忧虑，才能谈到建设一个公共的秩序。用孟子的话是所谓的"义"。从某些大的方面来看，东西方的思想也不是相差很远。
但是这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近一、二百年，东西学者都讨论的问题，就是自由与安全之间怎么样划一个界限。我记得在 很早的时候，大概三十年代前后，有人写过一本书，讲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整个趋势，他的书的题目就叫做"自由与组织"。所谓自由与组织，他用这两个东西来概括欧洲十九世纪历史的发展，一方面要有很好的组织，这个组织是现代化的、有效的、对于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作用的、都能维持一个整体秩序的；另一方面要顾虑到个人的自由怎样在这种大秩序中得到最大的保障。所以这事历来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是每个时代与每个情况的发生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世界秩序都很好，也没有战争的威胁和恐怖的威胁的时候，应该说每个人都应该是尽量的自由的，自由应该是它的底线、最起码的东西。但是遇到危机的时候，自由不能不受到限制，所以这就是美国宪法上所说的要在有很明显的、而且眼前要发生的危险的时候，个人的自由就要打到折扣。
这一年来美国为了安全的关系，个人的自由也不能说没有受到限制。如果你现在坐飞机去旅行，你就发现检查比从前严格得多，特别是美国跟加拿大边境，过去的出入是非常快的，现在你要在任何一个地方过境从加拿大到美国或者从美国去加拿大，特别是加拿大回到美国，那你就恐怕要在边境上有几个小时等候检查，原因是因为安全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受到影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个人旅行的自由就要受到压缩了。这是一个很必然的情况。
谈到这里，我们就想到中国近一二百年来知识界所关心的问题，也是自由跟安全怎样取得平衡。过去我们中国受侵略的时候，当然要讲国家的自由，整体的自由，为了救国家，个人要去做出某些程度的牺牲，但是在一百年以前中国的著名的思想家、也是翻译家严复，翻译过一本书，照原书翻译应该是'论自由'，可是严复觉得把这本书翻译成'论自由'可能会引起误会。因为自由在中国过去的语言里（在没有跟西方接触以前的语言里面）是自由自在、不受限制，因此严复就有一个很创造性的翻译方法，他把"论自由"叫做"群己权界论"。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样在安全跟自由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是一次找到以后马上就确定了的，而且跟时代，跟这社会状态的变化都要发生调整，随时都在调整的。换句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恒动的社会。所以，从前，物理学家吴健雄就讲"科学本身是个动的东西"，我们要了解这点的话，就可以对中国未来的问题、现在现实的问题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这个问题没有决定的方案，但是我想自由是个人的，个人是根本；可是同样，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因为集体也要有一种自由，那时候就会侵犯到个人的自由，所以怎么样找平衡点是我们永远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员余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