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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的前途,就会碰到正在成形的所谓新贵阶层或称中产阶级的问题，他们到底会在社会转形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比较经典的理论出自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亨廷顿认为中产阶级的形成会推动民主化的发展。这一理论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大陆一度很流行，期待中国变革的人也在期待中产阶级的状大。然而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种新的观点成为主流，即认为中产阶级在中国实际上是以官僚资本与政治特权结合在一起的。中产阶级因为改革而致富，因此是当权者的维护者，是政治变革的反对者。前不久康晓光在他的国情分析中也提出商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盟的问题，结论是中国局势因此可以相当稳定。我们知道，九二年以来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违反社会公正的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致富的新贵阶层的确从统治者的政策中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从这个意义讲，他们也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说他们会维护当局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在于，新贵的既得利益实际上是旧体制赋予的，即没有道义上的支撑，因为他们的致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局强行重新分配利益的结果；也没有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保障，谁都知道中共的政策经常变来变去。前十几年，他们需要中共提供发财的机会。而中共也需要他们带动经济增长。新贵与当局之间可以说处于蜜月期。然而天下没有永恒的蜜月。当中共的金融、财政陷入困境之时，新贵们就成为人人想咬一口的唐僧肉。
以刘晓庆为例，加大对私营企业征税力度是一例，华诚集团被强行划归国有又是一例。十年前仰融为了使他的华诚中国汽车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于人民银行教育司等国有单位合资成立新的公司。十年下来事业有成，但今年三月，辽宁省推动财政部强行下令将华诚公司划归国有，受辽宁省人民政府的管辖。仰融一夕之间被剥夺了产权，只有远走美国。
这一类似当年打土壕分田地的国家行为表明，随着经济改革已成为强弩之末，经济困境更为突出，中产阶级与当局之间的矛盾也会凸现出来，那种以为新贵们可以永远与当权者结盟的判断下得太早了。实际上，刘晓庆入狱、仰融流亡标志新贵与当局的蜜月已经结束了。中产阶级尽管求稳怕乱，但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就会成为变革得赞助人，也许现在是回到享廷顿的时候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