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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洲宗教改革与宪政民主
我们谈过了中世纪宪政因素的萌芽及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今天我们要讨论近代民主宪政的另一起源：著名的十六世纪的宗教大改革，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与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宗教改革。
大家知道，这次宗教大改革起源于某种精神的饥渴。宗教一直在欧洲生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人们的诞生、受洗、结婚、死亡及安葬，都是宗教性的并因此而神圣化，大家渴望获得来世的拯救。但是，宗教事务都是由现存的教会掌握，即西欧的罗马天主教和东欧的希腊东正教掌握。因为宗教的“异端”在1500年左右已经消亡，正统教会缺乏对手，因此罗马天主教教会变得目空一切，自满自大，僧侣们腐败堕落愚昧无知，而教职人员中旷职的人日益增多，因而教会声誉扫地，而这些事情正好发生在精神饥渴时期，因此出现了尖锐的矛盾，社会孕育着广泛的不满。
于是，从16世纪起，不到50年的时间，欧洲居民几乎40%改信了一种革新的神学，即新教。在德国和讲德语地区，改革的领袖是马丁.路德。在日内瓦城市国家，其领袖是法国人加尔文。路德的改革，主要是主张信徒应当而且可能直接与上帝发生精神沟通的关系，而不必通过中介者教会。它以自由的研究和个人判断来代替教会，从而推进了个人主义的意识。而抛弃权威，自然就要使社团在信仰上有很高的权力。因而，宗教改革者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会的组织与结构。而那种原始时期的组织在精神方面是民主的。在这种脉络下，宗教改革在根本上可以提供民主的精神资源。
另外,宗教自由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声。路德把大量信徒从教会的笼罩下解放出来，而加尔文则建立了一种教会政府的代议制，传播了自治政府的体制。加尔文派的宗教热忱，在16与17 世纪反对教会与国家专制的斗争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从而使人民获得了有限度的公民自由。
当然，也应当看到，鉴于在主要的权力关系中，世俗政权与教会处于对立的地位，你消我长。而在具体的宗教革命过程中，由于路德等改革家需要削弱教会的权力，就必然会诉诸世俗政权的支持，同时，作为交换，也就难免刻意提高世俗政权的神圣性，即强化“君权神授”理论。因此，客观地说，在短期内，宗教改革是加强了世俗政权的专制主义的，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在那段时间都支持了君主的权威。
但是从长远看，由于宗教改革提供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资源，以及组织结构方面平衡制约的制度性资源，应当说，近代民主宪政的思想，有一部分确实是起源于宗教改革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