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左转灯向右转? (刘晓竹)

200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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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是一个很压抑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很放肆的社会。压抑是说人的个性压抑,说话要转弯抹角,办事要察言观色,小心翼翼的,总之不是那么开诚布公,好像活得很费劲。另一方面,放肆是权力放荡,没规没矩,不管你是谁,只要手里有那么一点小权力,就可以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违法乱纪更不待言。这个情况非常不正常、不自然、不正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不能说没有成绩,也不能说不兴旺发达,但总是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我看原因就在这里:胡锦涛先生的治国方略是打着左转灯向右拐,嘴上说什么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表面上好像左的不得了,但做的事情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推行的政策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这种怪现象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外国人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好像中国人习惯于跟自己过不去,简单的事情如果不弄得莫名其妙、云里雾里的,好像就辜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了。殊不知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就是实事求是,最高明的政治策略就是直白或实话实说。

实在说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事情并不特别复杂,情况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中国领导人最喜欢说中国的国情如何复杂,问题如何严重等,在我看来,有一半的复杂是矫情矫出来的复杂,有一半的问题兜圈子兜出来的问题。当前,中国最大的矫情就是这个“打着左转灯向右转”,最严重的问题是各级领导跟着胡锦涛先生在那里兜圈子、政府空转。为了这个矫情以及兜圈子的需要,中国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

难道胡锦涛先生不知道这一点吗?非也。我觉得主要还是胆量与气魄的问题。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小聪明多的人胆量小,精明过头的人缺乏决断力,上帝往往这样搞平衡。胡锦涛先生为什么要打左转灯?因为他不敢不打左转灯,算来算去这样最安全。但他为什么又要向右转呢?因为他不敢不向右转,因为这样最少风险。中国现代化这辆车是停不下来的,慢也慢不下来,但问题是,胡锦涛先生这样开车的办法,左右失调,是最容易翻车的。

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胡锦涛先生这一套极左的东西“名不正言不顺”,倒也无伤大雅,但它会坏事,导致中国现代化的“事不成”,这就严重了。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就要先“正名”“正言”,提倡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对于老百姓而言,资本主义不是天堂,但名不正、言不顺的资本主义必定是地狱。有鉴于此,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第一要务是领导人有话直说,有屁直放,不要在那里兜圈子,少来这一套。

其次,老百姓也要努力,毛泽东有句话,叫做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看用不着这么严重,发扬一点麻雀精神就够了,七嘴八舌说自己的话,不要鹦鹉学舌重复主子的声音,有这一条就够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情况了,不至于说一句最高当局不中听的话就会有牢狱之灾。所以,老百姓把压抑什么、放肆什么调整一下,并非做不到。也就是说,个性不妨放荡形骸一点,不要刻意压抑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不是违法乱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老百姓的个性多一分放肆,当权者的权力就多一分压抑。不能让权力太放肆、太嚣张了,特别不能让当权者舒舒服服地胡作非为。把这一“放”一“压”搞对了路,中国就会进步。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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