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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权力而无权利,有法律而无法制。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要再上层楼,就非解决这三个问题不可,亦即从虚设宪法到实体宪政,从政府的无限权力体制到个人权利的保障体制,从法律虚文到真正法制。共产党不是说转型吗?我认为这三条就是转型的主要内容,应该说,转型的目标是清楚的,在党内外也有广泛的共识。
令人遗憾的是,胡锦涛先生怕转型,尽量回避转型,千方百计拖延转型,这个畏惧心态我认为可以理解。实在说来,转型的确不是好玩的,因为它不但是共产党的鬼门关,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劫。这两年,胡锦涛先生大讲“先进性”、“八荣八耻”等,有点像梁惠王顾左右而言他,除了装糊涂,也是一种拖延的策略,叫做避重就轻。但是,你跑得了初一,却跑不了十五,这个糊涂你也只能装一时,装不了一世,迟早还是要面对现实。当然,有人希望永不转型,也不是不可能,但要有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官员可以永远贪污下去,二是中国的老百姓可以永远吃屎下去,三是中国的经济永远繁荣下去。显而易见的是,官员贪污、百姓吃屎、经济繁荣,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所以我认为,不能不转型。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中国应该如何转型,或者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转型路径呢?总体而言,转型有三条道路,一是由上而下,二是自下而上,三是中层开花。自上而下的转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例子,中国的戊戌变法是失败的例子,台湾与韩国也是成功的,戈尔巴乔夫则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中国如果能自上而下转型,当然最好,因为阵痛期短,社会成本最低。但是,这种转型的可能性不高。原因是胡锦涛这个人不行。首先,看不出来他有那个眼光,其次,即使他有那个眼光,不一定有那个魄力,再者,即使他有那个魄力,不一定有那个能力。共产党领导人当中眼光、魄力、能力兼具者,两人而已,一是邓小平,一是朱?基。十七大可以说是胡锦涛最后的把握机会,如果他想有一番作为,整合全党共识,推动政治改革,当然很好。但如果他只是与上海帮以及地方派系争权夺利、搞平衡,我看也就这么回事了。
其次是自下而上的转型。这是社会主体转型带动政府体制的转型,换句话说,老百姓受够了,不再吃屎了,不跟你玩了,如此一来,政府就必须跟着调整,转变统治方式,这也是转型。哪里的老百姓起来造反了,哪里的转型条件就成熟了。太石村、汕尾不是反了吗?那么太石村、汕尾就可能要转型了。因为老百姓变了,衙门必须跟着变。当年孙中山就是这么搞的,叫做唤醒大众,最后逼着清廷放弃权力。老百姓天天闹,也会逼着共产党回归宪政。这种转型的空间很大,但过程将是极其漫长的,极其痛苦,代价极大。
第三种是中间开花,或叫做中层转型,这完全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的特殊国情。一百多年前,就有李鸿章、张之洞的“东南自保”,后来,共产党前总书记李立三先生也搞过“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今天,胡曾争权于上,诸侯坐大于下,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省一地一县一乡的首先转型呢?地方大员吃饱了,捞足了,冷不丁总有一个良心发现的,心血来潮,就可以搞民主转型了。四川的步云乡搞乡镇长直选,就是中层开花的成功例子,据说是一个县委书记拍板决定的。黄金高中层开花而未果,是不成功的例子,究其原因,一是时机尚不成熟,二是操作有问题。
以上三种转型方式,我个人比较赞成第三种,倒不是因为它是最佳选择,而是因为它是最不坏的选择。只要操办者在地方上保有基本的维持秩序的能力与力量,操作细腻一点,得一点民心,上面想来军管也办不到。因此,如果有哪个敢为天下先的都督、巡抚、道台一类的官员,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先斩后奏,通电天下,这个事情就算办成一大半了。在今天的中国,我不相信解放军会打解放军,武警会打武警,公然的内战是不可想像的。有鉴于此,有个黎元洪在两广、两江的某个地方宣布转型了,通电天下,其他各省各地各机构,或观望或响应或反对,武人们按兵观望,胡锦涛能去讨伐吗?中央还能是铁桶一块吗?出了这种状况,我看最终还是要政治解决的,这样一来,转型就是箭在弦上,你发也得发,不发也得发。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