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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权力而无权利，有法律而无法制。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要再上层楼，就非解决这三个问题不可，亦即从虚设宪法到实体宪政，从政府的无限权力体制到个人权利的保障体制，从法律虚文到真正法制。共产党不是说转型吗？我认为这三条就是转型的主要内容，应该说，转型的目标是清楚的，在党内外也有广泛的共识。
令人遗憾的是，胡锦涛先生怕转型，尽量回避转型，千方百计拖延转型，这个畏惧心态我认为可以理解。实在说来，转型的确不是好玩的，因为它不但是共产党的鬼门关，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劫。这两年，胡锦涛先生大讲“先进性”、“八荣八耻”等，有点像梁惠王顾左右而言他，除了装糊涂，也是一种拖延的策略，叫做避重就轻。但是，你跑得了初一，却跑不了十五，这个糊涂你也只能装一时，装不了一世，迟早还是要面对现实。当然，有人希望永不转型，也不是不可能，但要有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官员可以永远贪污下去，二是中国的老百姓可以永远吃屎下去，三是中国的经济永远繁荣下去。显而易见的是，官员贪污、百姓吃屎、经济繁荣，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所以我认为，不能不转型。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中国应该如何转型，或者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转型路径呢？总体而言，转型有三条道路，一是由上而下，二是自下而上，三是中层开花。自上而下的转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例子，中国的戊戌变法是失败的例子，台湾与韩国也是成功的，戈尔巴乔夫则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中国如果能自上而下转型，当然最好，因为阵痛期短，社会成本最低。但是，这种转型的可能性不高。原因是胡锦涛这个人不行。首先，看不出来他有那个眼光，其次，即使他有那个眼光，不一定有那个魄力，再者，即使他有那个魄力，不一定有那个能力。共产党领导人当中眼光、魄力、能力兼具者，两人而已，一是邓小平，一是朱?基。十七大可以说是胡锦涛最后的把握机会，如果他想有一番作为，整合全党共识，推动政治改革，当然很好。但如果他只是与上海帮以及地方派系争权夺利、搞平衡，我看也就这么回事了。
其次是自下而上的转型。这是社会主体转型带动政府体制的转型，换句话说，老百姓受够了，不再吃屎了，不跟你玩了，如此一来，政府就必须跟着调整，转变统治方式，这也是转型。哪里的老百姓起来造反了，哪里的转型条件就成熟了。太石村、汕尾不是反了吗？那么太石村、汕尾就可能要转型了。因为老百姓变了，衙门必须跟着变。当年孙中山就是这么搞的，叫做唤醒大众，最后逼着清廷放弃权力。老百姓天天闹，也会逼着共产党回归宪政。这种转型的空间很大，但过程将是极其漫长的，极其痛苦，代价极大。
第三种是中间开花，或叫做中层转型，这完全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的特殊国情。一百多年前，就有李鸿章、张之洞的“东南自保”，后来，共产党前总书记李立三先生也搞过“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今天，胡曾争权于上，诸侯坐大于下，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省一地一县一乡的首先转型呢？地方大员吃饱了，捞足了，冷不丁总有一个良心发现的，心血来潮，就可以搞民主转型了。四川的步云乡搞乡镇长直选，就是中层开花的成功例子，据说是一个县委书记拍板决定的。黄金高中层开花而未果，是不成功的例子，究其原因，一是时机尚不成熟，二是操作有问题。
以上三种转型方式，我个人比较赞成第三种，倒不是因为它是最佳选择，而是因为它是最不坏的选择。只要操办者在地方上保有基本的维持秩序的能力与力量，操作细腻一点，得一点民心，上面想来军管也办不到。因此，如果有哪个敢为天下先的都督、巡抚、道台一类的官员，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先斩后奏，通电天下，这个事情就算办成一大半了。在今天的中国，我不相信解放军会打解放军，武警会打武警，公然的内战是不可想像的。有鉴于此，有个黎元洪在两广、两江的某个地方宣布转型了，通电天下，其他各省各地各机构，或观望或响应或反对，武人们按兵观望，胡锦涛能去讨伐吗？中央还能是铁桶一块吗？出了这种状况，我看最终还是要政治解决的，这样一来，转型就是箭在弦上，你发也得发，不发也得发。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