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胡锦涛一个支点 (刘晓竹)

200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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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牛顿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举起来,说的是杠杆原理。在人类社会,有没有这样一个支点呢?有没有这样一种举重若轻的杠杆呢?我认为有,这个支点就是说真话,这个杠杆就是言论自由。当然,言论自由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中国的问题不能全凭说话解决,但必须指出,言论自由与说真话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杠杆与支点,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

比如,有了言论自由,并不等于中国的环境问题就会自动消失,但却意味着有了解决环境问题的着力点,有了下手的地方。否则,上面假大空骗,中间吹吹拍拍,下面鸦鹊无声,问题不可能有解。说到底,人是一种说话的动物,而人类社会是一个说话的社会,不但要用说话来协调合作,更要靠说话来解决问题矛盾。当然,如果胡锦涛有本事、共产党有能耐,把中国社会变成白眼狼社会或猴子社会,反而就简单了,因为不用说话了,用嘴巴咬、爪子抓就是了,或者龇牙咧嘴吱吱叫就够了。但是办不到啊。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他用假话治国。

但是,假话造成的扭曲,与假药造成的病痛,是一个道理。如果能做到什么话都不说,如同不吃假药,很多病灶反而不存在。但问题是人有致命缺陷:他是“我说故我在”的动物,非说话不行,即使是假话也得说。有鉴于此,中国的问题一多半是假出来的,互相欺骗、自我欺骗的结果,在经济生活中叫做假冒伪劣,在政治生活中也叫做假大空。当然,有人爱讲假话,如同有人爱吃假药一样,不能勉强,但我的意思是,胡锦涛不能强迫别人吃假药。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作用:言论自由意味着,你既有讲真话的自由,也有讲假话的自由。所谓言论不自由意味着,你只有讲假话的自由,没有讲真话的自由。一个人一天不说真话,就要别扭一天。一个国家一天不说真话,就要扭曲一天。一个民族天天不讲真话,从上到下不讲真话,它就变成了中国。

所以说,每个人的问题要从自己对自己说真话开始,中国的问题要从言论自由开始。就说胡锦涛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人没有大歼大恶,因为搞贪污腐败他不一定有那个胆子,大歼大恶不一定有那个能力。剩下来的是一些毛病,与常人无异,用“奸懒馋滑”四个字足以概括,虽然具有一些胡锦涛的个人特色。

所谓奸懒馋滑,一是奸猾,一是馋懒,都可以用言论自由来克服。比如胡锦涛的奸滑,如整肃《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杂志,中宣部的假冒为善,在互联网弄点小动作,给老百姓写信说自己含着眼泪,再寄上几百块钱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小歼小滑,因为有人吃这一套,这还不是毛泽东的那种大歼大恶。其实,你要是有这个眼泪可流,广东就不会有汕头血案,山东就不会有陈光诚案,浙江就不会有萧山教案,而各地公安起码不会动辄对上访群众拳打脚踢。这种的小奸小滑,戳穿了,就会收敛一些。

至于胡锦涛的馋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不爱学习,连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也能搞成背诵文件的表演活动,好像是小学生只会背书而不知独立思考为何物。在这方面,胡锦涛显然不如前任。毛泽东读马列历史,邓小平参照外国,江泽民学习金融,都有那么点勤奋精神,唯有这个胡锦涛懒得可以,什么新东西都不想学,好奇心都没有,惟对抓权揽权感兴趣,这就是懒上加馋,垂涎权柄,有如酗酒者贪杯一样。在我看来,官员贪污,二流子贪杯,胡锦涛贪权,大同小异也,都是人性中的毛病。唯有大家都说真话了,媒体报道真实情况了,贪官才能有所收敛,二流子才能有所节制,胡锦涛才能克服奸懒馋滑的毛病。这对胡锦涛有好处,对中国也有好处。

令人可喜的是,中华民族反对胡假大空的力量已经隐然成型,台湾的龙应台女士以“请用文明说服我”质问胡锦涛,是海外真话起义的黄花岗第一枪,而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倡导说真话运动,是国内打假起义的武昌第一炮。我想,言论自由了,中国的问题就会有转机,而胡锦涛就还有救,还可以进步。总之,无论是中国,还是胡锦涛先生本人,都需要讲真话这个支点,需要言论自由这根杠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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