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诞十博士看中国知识分子 (刘晓竹)

2007-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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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年关之际,国人沉浸在节日气氛,有十博士者,呼吁抵制圣诞节,读书人会说话,不言抵制,只说“慎对”圣诞节。但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煞了风景。其实,过节就是不慎重,节日的本意就是把平常不能放松的放松一下,把平日不能潇洒的潇洒一回,社会学叫做临时性打破禁忌,我说就是休息。如果这个不准,那个不对,那还过什么节呢?不如叫整军备战。中国已经有太多的政治正确,思想正确,道德正确,文化正确,实在不需要增加一个“节日正确”,至于“八荣八耻”的八百种虚情假意,既然要过节,我看都可以放一放。

但转而一想,我又十分同情这些读书人,认同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一是共产党强迫闭嘴的压力,中宣部强迫吃屎的压力。有鉴于此,如果他们对基督教与圣诞节还可以“慎重对待”的话,那么,他们对共产党与中宣部就不能不“小心伺候”,甚至“低声下气”了。二是“西风”的压力。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明显是“西方强劲有颜面”,而“东风无力百花残”,斯文扫地,也就是国学斯文,大师扫地,如果不扫地,就要去做人贩子的勾当,或等而下之,做抬轿子吹喇叭的营生。三是商品大潮的压力,小生们实在顶不住啊,一旦富贵,难免不淫,一旦贫贱,不能不移。孟老夫子还说“威武不屈”,但中国的现实是,有权者“威”,有钱者“武”,有知有识者,只好“屈”了,中国就是这个烂体制。

不过,上述这三个压力仅仅是现实的压力,还不是历史的压力,仅仅是空间的压力,还不是时间的压力。现实空间的挤压只能让人矮半个头,是个多与少的问题,但历史时间的挤压却可以让人化为虚有,是个有与无的问题。因此,中国读书人之所以过节闹心情沉重,紧张不团结,严肃不活泼,我看还要找第四个压力,这就是来自老祖宗的压力。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中国是一个非洲国家,既没有孔孟老庄,也没有先秦诸子,那么过节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得空点上一堆火,大家拿着树枝跳一跳,上对得起祖宗了,下对得起子孙,中间自己也快乐,管它圣诞不圣诞?但是,显而易见,中国的读书人没有这个福气,因为两千多年前,老祖宗把标准订下了,据说不低,但今天抱在怀里的却是个文化烂冬瓜,除了假大空骗,就是子虚乌有,上无颜对祖宗,下没脸向子孙,非无地自容也,乃无可容也。

黄梅戏的唱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双双把家回”,我认为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的最低纲领,至于最高纲领,随便你怎么吹牛,我们无所谓。但作为初级阶段,树上的鸟儿先要能唱,先要会叫,假如树上的鸟儿都不叫,鸦鹊无声的,到哪里去“成双对”呢?十博士发出了声音,这是第一个可以肯定的地方。其次,树上的鸟儿向谁叫,向谁唱,也很重要。如果向手持弹弓的打鸟人叫,向等鸟肉下酒的捉鸟人唱,还不如不叫不唱。我基本上觉得,十博士是向国人呼吁,并没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或给等着下酒的胡锦涛听,这是第二个可肯定的地方。再者,十博士表示出对中国文化的关怀,有一份爱心,这是第三个可以肯定的地方。否则怎能做到“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呢?

但是尽管如此,十博士离“夫妻双双把家回”的目标,仍然很远。所以三个肯定之后,我还有三个保留。首先,中国的文化家园被沙漠化了,树上的鸟儿无家可归,败家者不是外鬼,而是家贼,首先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跟圣诞老公公扯不上关系。因之,与其“慎对”圣诞节,不如“慎对”中宣部,与其警惕基督教,不如小心共产党。十博士搞错了对象,这是我的第一个保留。其次,中国的“集体无意识”,归根到底,是个体无意识,如果中国人的个体意识都很强,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而非强迫人云亦云,党云亦云,胡云亦云,谁能剥夺他们的集体有意识呢?因之,十博士搞错了因果关系,这是我的第二个保留。

最后,在一个动物园前可以争取狗权、天安门前不能争取人权的国度,在争取“狗权”比争取“人权”更容易、更合法、更安全的国度,能有什么“文化的主体性”呢?我看充其量只能确立“狗文化的主体性”或“奴才文化的主体性”,我想这不是十博士的初衷。有鉴于此,次序是重要的,首先争取把人当人,先建立中国的“人的主体性”,以《联合国宪章》的最低标准计,一要有饭能吃,二要有话能说,然后我们再谈“文化的主体性”,自然顺理成章。话不能说,何谈文化?一国的奴才,哪来的主体?十博士好像乱了次序,这是我的第三个保留。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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