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登陆:以“民族”带动“民主” (刘晓竹)

2005-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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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历史上的事件,有大小之别。小事件无关紧要,很快会被人们遗忘,但大事件继往开来,成为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环节,故很难被人们所遗忘。我想,连战登陆,应该是大事件,正因为它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而这一意义只有在历史的宏观结构中才能显现出来。

我们说,西方文明有两大先知,古代是耶稣基督,近代是林肯。同样,中华文明也有两大先知,古代是孔子,近代是孙中山。以古代论,耶稣与孔子分别为中西两大文明奠定了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以近代论,而林肯与孙中山则分别为这两大文明,指出了在现代条件下的发展道路,亦即:西方文明的现代出路是“民有、民治、民享”,中华文明的现代出路是“民生、民族、民主”。

当然,无论西方“三民”,还是东方“三民”,都必须以民为本。但两者仍有不同,西方“三民”是空间结构上的“三位一体”,而东方“三民”是时间结构上的“三位一体”。前者失去空间性,就会解体,而后者失去时间性,也会解体。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早先或许被人们看做是一种政治口号或意识形态,恰恰是因为人们没有从时间性上来把握它。只有在历史的时间结构中,亦即从“民生”到“民族”,从“民族”到“民主”,这东方“三民”才能浑然一体。事实上,孙中山“三民”序列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化的逻辑序列,正在被一步步实现。

不错,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文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历经曲折,毛泽东穷折腾三十年,走了最大弯路。只有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中,中华文明才迷途知返,走上了坦途与正路,这就是回到孙中山指出的“民生”道路。共产党搞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两岸经济一体化等等,当然还有不少其他词汇,但都没有跳出孙中山先生说的“民生”这两个字。

接下来,正是在“民生”的基础上,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才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就是从“民生”到“民族”,如同水到渠成。换句话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蕴涵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之路,亦即“民生-民族-民主”的历史系列。这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必然有三个学生。第一个学生是“民生”的学生,我想他应该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开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历史在不断前进,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必然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塑,以及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再生。而两岸关系的发展,说到底就是这个重塑与再生过程的历史际遇。当然,连战与宋楚瑜访问大陆,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从“民生”到“民族”的大步骤,因此是大事件。

我希望胡锦涛做孙中山的第二个学生,亦即孙中山“民族”学说的学生,起码他有这个机会。必须指出,孙中山的“民族”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不是义和团的假民族主义,真痞子作风。如果“民生”的归宿是“民族”,那么“民族”的归宿是什么呢?我想,“民族”的归宿就是“民主”。中华民族何以自处?向何处去?我想,总不会要走回头路,再去闹极左,因为台湾的老百姓不会答应,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也不会答应。在“民生”的道路上,海峡这一边出过一个败类,叫做毛泽东。在“民族”的道路上,海峡那一边也出了一个败类,叫做李登辉。这两个人都冒充过孙中山的学生,但实际上都是孙中山的叛徒。他们难以阻挡历史的车轮。

我曾说“胡温新政”有两大败笔,一是中宣部胡闹,二是经济过热。但必须肯定,连战登陆是“胡温新政”的一大历史性突破,亦即把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民生”导入“民族”,推动两岸中国人的新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个觉醒的归宿就是“民主”,因为,觉醒的中华民族与专制主义无异于一种语义矛盾。一句话,孙中山是中华文明的近代先知,他说中华文明最终要复兴,但只能复兴于民主。孙中山先生还有第三个学生。抑或还有第三个叛徒?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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