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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就像穷人拾荒捡破烂一样，一定要满山遍野到处找，发现了一点什么烟盒水罐的，就不免眼睛一亮。今天李敖先生去大陆拾荒，大家要给予鼓励，捡到什么当然好，捡不到也没关系，慢慢来嘛！不是我悲观，中国的言论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一砖一瓦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老百姓翻身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是做第九等奴才，然后争取第八等奴才的待遇，再第七等、第六等、第五等、第四等、第三等、第二等，一直做到第一等奴才，最后才能翻身做主人，扬眉吐气，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有什么办法呢？中国地大物博奴才多，而且具有悠久的奴才历史。古往今来，当权者喜欢奴才，重用奴才，放纵奴才，在这样一个奴才国度，最可贵的当然就是自由分子了。多少年的险恶环境，造就了两种自由分子：一种是战斗的自由分子，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你不让我讲我偏要讲，你不让我骂我偏要骂；另一种是周旋的自由分子，你不让说东我就讲西，你不让我直说我就拐弯抹角，你不让我明骂我就指桑骂槐。在我看来，不管是战斗的还是周旋的自由分子，都是中国的稀有动物，都应该重点保护。战斗的自由分子可贵就可贵在勇气，对他们来说，言论自由不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言论自由涉及到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因此，只要这张嘴还在，他们就要讲话，而且一定讲想要讲的话。不过问题是：可恶的中宣部在他们的嘴巴上贴了封条，他们就变得只能用鼻子喘气了。战斗的自由分子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不过是悲剧的英雄。
再来看周旋的自由分子，其可贵之处在于巧妙。对他们来说，言论自由不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所以他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尺度，有时候就像挤海绵，能挤出来一点就算一点。如此一来，周旋的自由分子就是游击队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过去李敖先生在台湾是一位战斗的自由分子，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据说他一百本书被禁了九十五本，后来被国民党投到大牢里，也只能用鼻子喘气了。现在李敖先生老了，战斗不动了，岁月残年，转战大陆，做一位周旋的自由分子，跟中宣部捉迷藏、打游击，不是很有趣吗？所以我说，李敖也是英雄，不过是喜剧的英雄。
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工程复杂，耗资巨大，我们既需要悲剧式的英雄，也需要喜剧式的英雄。如果悲剧式的英雄是正规军的话，那么喜剧式的英雄就是游兵散勇了。当然，正规军的目标是正面打击，炮火越猛烈越好，毛主席说“要炮轰阎王殿（中宣部）”，而游兵散勇就是要嘻嘻哈哈，越擦边球越好。前者推翻中宣部，后者拉翻中宣部。这一次，李敖先生能到大陆走一遭，我认为就是言论自由的胜利，能摸到阎王爷的屁股就摸一把，摸不到也没关系。反正中宣部这件破毛衣，破绽百出，搞不好就会让李敖先生揪住一个什么针头线脑的，顺手一拉就扯出一个洞来。因此，悲剧英雄不必叱责喜剧英雄不够悲剧，当然喜剧英雄也不要嘲笑悲剧英雄不够喜剧。这“推翻”与“拉翻”，也是一手硬一手软，长此以往，总能请动那阎王殿里的阎王爷，挪挪地方。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