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轉型與三權規範(劉曉竹)


2006-02-27
Share

(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觀點)

對於如何進一步改革開放,國內知識界出現了不同聲音,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認爲,正因爲既得利益集團的扭曲作用,以及改革動力與共識都已經喪失,再往下改會面臨動亂與失序的風險,所以他認爲,中國目前不宜再“進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而應“鞏固已有的改革成果,並重建改革的動力”。孫教授的事實分析切中時弊,我完全同意,但對其結論不能認同。因爲實在說來,中國已經進入轉型的臨界點,如箭在弦上,而且箭頭上的火藥引信已經點燃了,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停一退或一猶疑,中國就會內爆的。在這個臨界點上,轉型固然有成功與失敗的可能,但不轉型是不可能的。此非立足之地也。

當然,孫教授講的“修養生息”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方案,並非不好,只是中國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其實,古人講的“無爲而治”是很高的境界,但它必須有規範的基礎。比如,市場經濟說到底就是一種無爲而治,但它必須有市場的規範作爲基礎。此外,所謂“休養生息”必須在某種相對穩定的常態內施行,不可能在高壓的狀態中實行,更不能在“騎虎難下”或“火燒眉毛”的緊急狀態中實現。同樣,中國的政治過程以及各利益集團的博弈,也必須有博弈的基本規範,否則就會導向軍閥混戰。

無可否認,時下共產黨面臨着重大抉擇,且無可逃避。長期以來,共產黨把改革與發展說成是一回事,混淆概念,現在則不可能自欺欺人了。發展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故可持續性至爲重要,但改革的核心在於建立新規範,非破即立,必以成敗論之,而且不可能是曠日持久的。古今中外,凡曠日持久者,皆動亂也。中國的改革搞了二十七年,過程如此之長,無非是採取了“漸破”的路子,不過時至今日,該破的以及能破的,似乎都已經破得差不多了,惟有該立的東西還沒有到位。換言之,以成敗而論,中國的改革還沒有成功,因爲核心規範尚未建立起來。改革現在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這一腳可能踢得好,踢出一個好的規範來,但也可能踢得不好,踢出一個壞的規範來,但是卻不能說,我不踢了或以後再踢,恐怕沒有這個道理。

嚴格說來,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與“以人爲本”都是發展觀,而非改革觀,故對當今改革沒有什麼指導意義。從改革觀來看,談“以人爲本”不如談“以法爲本”,談“科學”不如談法律或依法治國。事實上,胡的這些發展觀及其目標等,應該是後改革時代或轉型後的事情,現在拿來講,有超前取巧之嫌,若強制實行,非但效果南轅北轍,而且必遭其亂。不錯,老百姓需要休養生息,社會最好有一段無爲而治的時期,但是先要有個大經大法作爲基礎,並將社會行動者之博弈引人規範的軌道。

用共產黨的話說,改革必定從解放生產力開始,到確立新的生產關係的核心規範而結束,不可能久拖不決。事實上,新的規範早已呼之欲出,而所謂“轉型”無非就是堂而皇之地確而立之。和平轉型就是和平確立之,成功轉型就是成功確立之。而一日不能確立之,則社會不能安定,國無寧日。在我看來,改革的成功在於確立三權之規範,一是人權,二是物權,三是憲法權。人權的內容非常清楚,其地位在憲法中已確立。物權就是確立私有產權、私有財產之規範,承認並保護私有制。去年有些學者與極左派聯手抗拒“物權法”的制定,做法堪稱迂腐,因爲這既擋不住中國私有化的浪潮,也無助於解決私有化過程的弊端,徒增當前無規範的社會成本,添亂而已。

在基本的人權與物權得以保障的情況下,憲法的法統地位纔有足夠的政治與社會力量的支撐,而司法獨立,司法透明,司法程序的正義原則等,才能在憲法的法統之下得以確立,亦即跟着理順關係。無奈這是中國的國情,迴歸憲法必須從人權與物權中繞道來實現。希望中國能儘快制定相應的“人權法”與“物權法”,從而導入憲政軌道。

由此觀之,改革最後臨門一腳就是法制化的一腳,轉型就是三權規範的確立,它並不能解決中國目前的矛盾與問題。它甚至不是以解決目前社會矛盾爲目標的,而旨在造就一個解決矛盾的平臺。在馬克思的術語中,這個轉型就是資產階級革命或市民革命,無非是資產階級法權的確立。但對老百姓而言,它仍然利大於弊,因爲人、物、法三權規範也是老百姓維護自身權利的基礎與條件,一切只能從這裏出發。反過來說,沒有這三權規範,你講階級鬥爭也好,講自由民主也好,搞姓資姓社的爭論也罷,就只能是沒有意義的空談。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劉曉竹)

評論 (0)

查看所有評論.

Edge及Safari用戶可直接點擊收聽
其他瀏覽器用戶請點此下載播放插件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

完整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