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 在今天的世界 --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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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理想确是儒家政治思想中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观念。在现代的世界，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理想？它应用在今天国内和国际政治上又具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它和西方政治思想能不能互相勾通和互相诠释？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几个相关的问题。我觉得只有抉破古今中外的樊篱，使它的现代性和普遍性充分显露出来，“王道”才有可能从一个陈旧的名词转化为活的意识。先从中国的历史事实说起。汉宣帝早就宣布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代是大家公认的“独尊儒术”的时代。现在汉宣帝说破了历史真相，原来是王道和霸道混杂的政治制度。而且按之实际，汉代政治的“霸道”成分还远大于“王道”。所以我曾指出儒家的政治观念在汉已经过了一个“法家化”的阶段。法家重视“力”和“势”，可以归于“霸道”的范畴内。因此汉宣帝才说“霸、王道杂之”。“霸”字还放在“王”字的前面。这就难怪朱熹要说：“千五百年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了。朱子的“一千五百年”正是从汉代算起的。但是朱子当时似乎仍然相信，至少表面上要强调，“尧、舜、三代”是施行过“王道”的。以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来说，古代是不是有过一个“纯任德教”的“王道”时代，恐怕也很难下断语。历史是一回事，理想则是另一回事。中国过去历史上没有“王道”的事实并不能减少“王道”作为一个理想的重大价值。柏拉图的“共和国”也是一个从未实现的理想，但是西方知识界今天仍然不断在探索它的深奥涵义，并且很多政治思想家想在《共和国》这部经典中寻找种种可能的现代启示。对于中国的“王道”，我们正应该作如是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之中，我们只能承认孙中山先生一人对于“王道”的现代意义有最真切的理解。他在答复一个俄国革命家的问题时曾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孙先生没有用“王道”两个字，但是他所说得“正统的道德思想”自然只能指“王道”的理想而言。孙先生受了经学今文派的影响，十分看重《礼记》中的<;礼运>;篇，特别是“大同”的理想。这一理想也就是“王道”的延伸和发展。但是孙中山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结晶是《三民主义》这部讲演记录。在《三民主义》中他也随时随地试图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互相印证。但是他的基本概念 -- 民族、民权、民生 -- 则是现代的，民族和民权更是西方的，只有“民生”才保存着中国的味道，但内容仍然以讨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为主。这个取径正合乎他所说的“发扬光大”。所以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王道”理想的现代版。说到这里，我必须先对“王道”一词在本文中的用法作一澄清。语言随时代而变迁，今天我们所说得“王道”已与孔子时代的意义有别。春秋时代出现了“霸”的观念，从此一提起“王”字，我们便会联想到“霸”。“王道”的涵义也只有和“霸道”对照之下才能充分显露出来。但是孔子时代的“王”与“霸”并不是一对完全相反的概念，像“善”与“恶”那样的两极化。“霸”即“伯”，原意是家族亲戚中年长或辈高者的称谓。当时是封建社会，周王室东迁后太弱了，已不能行“天子”统一天下的职务，所以由本家或亲戚中的“长者” -- “伯” -- 共同出面维持一种统合的政治、道德秩序。这些本家和亲戚都是“诸侯”，是由周王分封的，因此具有合法的身份。他们必须开会来决定大原则，即所谓“盟会”，会后所有参加的诸侯都立誓遵守。但开会时不能不推出一位最有势力，也最受尊敬的人作“盟主”，今天可称之为“主席”。这个盟主便叫做“伯”，也就是“霸”。可见从历史起源说，“霸”字全无贬义。否则后来项羽怎么肯自称“西楚霸王”呢？汉宣帝又怎么肯说“汉家......以霸、王道杂之”呢？在政治思想史上，把“王”和“霸”发展为两个对照性的 -- 但还不是完全相反的 -- 概念的人是孟子。他的主要论点是说：王”以“德”服人，“霸”则以“力”服人。这个说法在中国政治理论上很有贡献，但同时也不免是“王”与“霸”两极化的开端。到了宋代理学家手上，两极化终于完成了。“王”与“霸”的分别便和“理”与“欲”，“公”与“私”，或“善”与“恶”的黑白分明没有什么不同了。虽然其间也有少数思想家持异见，但已挽回不了语言的自然趋势了。《水浒传》写“小霸王周通”，这个“霸”字便带着不好的涵义，是指用横暴力量欺压善良人民的意思。所以“小霸王周通”和“西楚霸王”决不能混为一谈。宋代以后民间语言中的“霸”字大体上都包涵“强横”、“不讲理”的意味。“王道”的现代涵义是和“霸道”分不开的，它是“霸道”的对立面。我们很难为“王道”下正面的释说，但是我们不妨从反面着手，即它处处和“霸道”相反。“王道”是儒家思想中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现代学人却避免用这个名词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今天进入民主的时代，不愿意见到“王”字。“王”似乎表示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主宰着我们下面的老百姓。但语言是可以变化的，“王道”可以与“帝王”无关，正如“君子”今天已另有涵义，不再是“国君的儿子”了。英文“nobility" 一字本来是指古代的“贵族”，今天已抽象化，变成“高贵品质”的意思了。现在我们用“王道”两字，其涵义等于是儒家的“仁道”；以现代语言表示，便是“人道”(humanity)。自孟子以来，儒家的“王道”便和“仁政”分不开了。什么叫做“仁政”？依孟子的想法，政府必须以人民的要求为制定政策的根据，永远做人民喜欢的事。更重要的，是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人”来尊重。人民是“目的”，不是执政者操纵的“手段”。“霸道”是赤裸裸的暴力，像二十世纪两大极权势力 -- 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体制和希特勒式的纳粹政权 - 便是现代“霸道”德最可怕的表现。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作的“开国宣言”则可以看作是继承斯大林体制的“霸道”。因此他公然地说：“我们不行仁政”。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堕落。毛的“霸道”害死了无数的中国人，千千万万的家破人亡都是“我们不行仁政”的结果。这个“霸道”的残垒今天仍然存在，但是呈摇摇欲坠之势。上面说过，孙中山曾用“民族”、“民权”、“民生”的观念使中国“王道”现代化了。但今天又过了七、八十年，“王道”必须再进一步现代化。“王道”既是“仁道”，那么它的涵义便必须完全符合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人权”的具体规定因国家、民族的传统不同而有枝节的差异。即使在西方，英、美、法、德等国的人权也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人权则是相同的；包括个人的生命、财产、基本自由的法律保障、言论、结社、组党、信仰、出版等都属于“基本人权”。“人权”并无“东方”、“西方”之别，它是一个普遍的概念。“王道”的另一涵义是孔子所说的“胜残去暴”。它以“德”服人，不是以“力”，尤其不能有“暴力”。现代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也说：我们不能容忍残酷(cruelty)。中国历史上过去没有能真正实行“王道”，所以人民的意志无法和平地表现出来。每次政权更换都通过暴力残杀。其关键便在于合法的反对党不能出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晚年觉悟了。他在1941年一再说，民主政治是现代文明的共同基础，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分；后者也不过是前者的扩大。他又说：要认真实行民主，首先人民必须有权利和自由，最重要的是“反对党的自由”。他真不愧为中国现代的一位有思想的政治家。所以“王道”的现代化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建立。人权、自由、民主都不是专制皇帝或极权的政党所赏赐的。只有人民自己奋斗争取，才可能获得。中国人如果仍然珍惜“王道”或“仁道”，如果认同“人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univeral values)，那便只好自己去努力。这是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的世界潮流结合起来的唯一正路。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余英时作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