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取代了民主吗？ -- “六四”十年的反思]-- 余英时} &> <& /mandarin/ui/ssi/navbar.mas &> [民族主义取代了民主吗？ -- “六四”十年的反思]-- 余英时
“六四”今年是十周年。除了中国大陆以外，世界各地都有纪念这个日子的活动。美国尤其热闹，我所看到的报纸杂志已有多起刊登有关“六四”的文章，最重要的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和著名的《纽约客》(《NEW YORKER》) 等等。五月三十日晚间“美国广播公司”(ABC) 和“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两家电视公司都播出了特制节目。几天以来又续有更多的报导和评论。关于“六四”的意义和历史功能，我以前早已多次谈到，这里不想重复。现在看了今天中外舆论的趋向，我想针对眼前的现实谈一点简短的感想。最近中国大陆，因为抗议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中共使馆的事件，爆发了民族主义的愤怒。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各大城市都出现以青年学生为首的大规模游行和包围与攻击美国使领馆的激烈行动。海外的舆论界，特别是在华人社群之间，因此而出现了一个说法，即认为中国的人心已经转向了从八十年代的亲西方，变成了今天的反西方，美国更是第一号的敌人。青年学生也走向了“六四”前后的反面：从反抗中共政权转为积极拥护中共。他们已不再相信西方的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相反地，他们终于选择了“亚洲价值”或“中国价值”，一切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尊严和荣誉为重，唾弃了源出西方的“个人主义”。这个说法在海外华人之中十分流行，几乎是众口一词。这使我仿佛又听到了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喊出的响亮口号：“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北约炸中共使馆的事件(无论怎样解释)是荒谬绝伦的行动；民族、国家的尊严也是没有人能够不同情的。这样的基本事实和原则引不起任何严重的争论。但是，如果说今天的民族主义已彻底否定了十年前的“六四”，或者进一步认为大陆上的中国人已普遍有了“今是而昨非”的大彻大悟，则至少我个人是不能不抱深刻怀疑的。使我怀疑的理由十分简单：我还没有看到可以接受这个看法的论据。谈到这里，一定有人会反驳：“你没有在电视上看到那么多的青年学生去各大城市游行示威时的愤怒表情吗？你没有看到那么多反西方、反美的布条吗？你没有在报上读到各地群众包围使领馆、砸毁外国人汽车、焚烧房屋的壮举吗？这些岂不都是活生生的证据吗？”但是抱歉得很，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表现不但不足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证据，而且还有“反证”的嫌疑，因为它们恰恰和“文革”时期的游行示威是属于同一类的。这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前的学生运动是完全相反的。“六四”的学生行动是纯粹自动自发的，是我们亲见它一天一天发展起来的，所以高潮迭起，意外很多，没有人能预测它走向何处。这次各大城市的群众行动则同起同落，口号、标语、动作全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在最近，特别是今年中共对学生集体活动防范之严、监视之密的情况下，竟然能井井有条地出现这些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且在每一个使馆前面都恰好有那么多的砖石可供攻击之用，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群众运动”已不问可知。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大概都记得，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所谓“四人帮”曾组织过大规模“打倒邓小平”的示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有百万人参加，每一个去电视镜头前露面的参加者都显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但半年以后“四人帮”倒?胧保?又是同样一批示威群众去作完全相同的“演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学生示威游行正是一九七六年那些运动的“具体而微”。因为时代变了，控制和操纵的力量也大力减弱了，“具体而微”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我要说，刚刚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激烈表演不能成为大陆上中国人已完全放弃了民主的证据。这是因为参加游行的人中间究竟有多少是自动自发的，我们是无法判断的。相反地，一切迹象都显示，这些游行的后面是有人导演和组织的。我说“六四”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是自动自发的，这次的游行则不像是如此。我有什么根据说这句话呢？我又有什么证据呢？“六四”的自动自发是早已证实了的。中共在八九年镇压时期便曾一再说它后面有外国势力，但经过每次审判，送了无数参加者入狱，却至今拿不出一丝一毫证据来支持这个论断。一个极权政权，一切得心应手，竟不能找到“六四”有任何背景，这便十足证明了“六四”是青年学生自由意志的自由表现，其他社会上无数参预者也都出于自动、出于良知的不容已。至于这次游行示威，我们眼前当然不能到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去搜求“证据”，但在五年、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证据是必然会出现的。如今我虽未掌握到“证据”，根据却是极其坚实的。我只需举出一个绝对性的原则便可以彻底答复这个问题了。古今中外一切自动自发的群众集体抗议活动，尤其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运动，都是首先针对政府而来的。中国史上学生运动发生最早，东汉便有太学生反宦官的大运动；宋代也有陈东等领导的抗金运动；现代更有康有为“公车上书”和更著名的“五四”运动等，其对象无一不是政府：或者由于政府太腐败、太不公平，或者因为政府对侵略的外敌太软弱。六十年代从美国到欧洲各地的“反越战”、“反殖民”运动都完全是学生们自己发动，以抗议本国政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类的霸道行为。最近印尼学生民主运动逼苏哈托下台也是反政府的收获。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青年学生突然自动自发地掀起大规模运动以拥护政府的政策。相反，凡是以拥护政府或执政党为目的学生运动或群众运动，无一不是由政府或党在后面操纵的结果。在二十世纪史上，以群众运动方式拥戴执政集团政策的例子，最著名的有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法西斯的意大利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大陆。这是极权政治或专制政治的最大特征之一。根据这一绝对性原则，这次大陆上学生示威游行的本质便再也无从掩饰了。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反美、反西方，以争取在国际政治上的主动性，抵销“人权”问题的干扰，远远走在青年学生的前面。学生们的一切要求都是政府和党早已实践了的，他们有什么理由再去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呢？在“六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子里，我郑重提议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采取严肃的态度。无论有多少人今天对民主和中共政权是否已调整了看法，我们似乎不应忘记，至少在八九年“六四”前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曾在精神上受到巨大的震动。这几天看到美国电视上重播当时实况的镜头，至少我个人的感受还是和十年前一样。“六四”的“成败”是一回事，其“是非”则在十年前已有全世界的公论，我敢断言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六四”后中共再也不敢谈政治改革的话，转向以全副精神去引进外资，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海外华人，特别是台湾、香港的商人，都因此发了财。发财本身不是坏事，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发“六四”财。好几万大陆来美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因此得到了“绿卡”，可以持之出入于美国与大陆之间。也有不少人因此“发迹”。这也是发“六四”迹。但“六四”是用鲜血换来的，当时被屠杀的学生和普通群众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是一个迷。少则数百，多则逾千，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最近我收到死难家属的访问录音，其中便有我的一位至亲，她的十九岁的独生子便被杀死在东长安街上。现在有人批评学生领袖，说他们今天能在美国发展自己的事业是用死难者的血换来的。我想不出世间还有比这个批评更不公道的了。这些领袖们我都很熟悉，深知他们还在奋斗的阶段，而且并没有忘记初衷，不过想另走一条迂回的道路去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罢了。比起那无数发“六四”财、发“六四”迹的人们，他们连“小巫”见“大巫”也说不上。我们的批评家真可以说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了。但是不少发财发迹的人今天都变成了大义凛然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异口同声地谴责西方价值，说民主、人权不合中国的民族性。“十年河东转河西”，他们今天都是李光耀主义者了。民族主义确是一股重要的原动力，对于处于弱势的国家和民族，它尤其是不可少的精神屏障。但民族主义的目的何在？简单地说，它是为了争取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尊严、自由、平等和主权不受侵犯。明白了这个简单道理，我们便认识到，它不折不扣是民主原则的引申。在一国之内每一个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人权不容侵犯，这是民主的最原始的涵义。在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中，同样的民主原则也必须遵守不渝。尊严、平等、自由的概念照旧不变，只是用于个人的“人权”在国家只能改称为“主权”，因为“主权”便是“国权”。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便明明是民主原则的延伸，它的原形是“个人自主”。这里只有个体与集体之别。从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到以国家或民族为本位的国际社会都只能建立在民主的原则之上。我不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今天已放弃追求了一百多年的民主原则。民主自然不是唯一的价值，也不是最高价值。相反地，民主只是最低限度的社会构成原则。像考试制度一样，它是公平的起码保证。说大陆上中国人放弃了民主，就等于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不公平的状态下生活。对于少数有权有钱的人，不公平当然是可取的；但大多数无权无钱的老百姓呢？难道他们都愿意被人蹂躏践踏吗？我们不妨让未来的历史去答复这个问题。从中国近代史观察，民主运动是一场长期的接力赛，一波接着一波。“六四”也是其中的一波，然而是非常壮阔的一波。十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无数人群，无论是领袖还是群众，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当时都接过了民主的火炬，并且跑完了他们能跑的路程。以后将不断有继起者接着火炬再跑。事实上，火尽薪传，民主的火炬从来没有熄灭过。最近十?滥甑睦?史告诉我们：民主运动是和暴力绝缘的。八九民运便是以请??和静坐的方式出现的。?胪宓拿裰骰?进程，还有菲律宾和印尼的经验也是如此。东欧和苏联极权体制的崩解则明显地受到了“六四”的感染，基本上没有流血。以和平理性的方法争取民主，这是“六四”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一笔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