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特別報道:《中國農民調查》透視農民被擠壓的生存空間


2004.02.23 00:00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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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曾引起中國社會和政府對中國農村、農民和農業所謂"三農"問題嚴重性的廣泛關注;今天,安徽作家陳桂棣和春桃夫婦合寫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再次展現中國"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對中國政府和全社會產生更強烈的震撼力。這是爲什麼?下面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聞劍爲此所做的採訪報道。

請聽報道錄音

陳桂棣一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不少人是哭着讀完他歷時三年與同樣也是作家的夫人春桃一起完成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爲什麼《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如此感人,書的作者陳桂棣這樣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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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政府強調中國是一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國家, 但陳桂棣在書中卻讓讀者看到了安徽農村“想象不到的貧窮, 想象不到的罪惡, 想象不到的苦難, 想象不到的抗爭, 想象不到的沉默, 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中國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執行主任徐勇教授就《中國農民調查》一書能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談了他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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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徐勇教授稱之爲中國現代化“棄兒”的農民,用作家陳桂棣的話說,是“世界上最善良、最聽話, 又能忍讓的一個特殊的羣體, 可是, 一旦被激怒, 又會驟然成爲世界上最龐大、最無畏又最有破壞力的一支隊伍。” 雖然中國二十多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始於農民這個特殊的羣體,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個特殊羣體不僅沒有“跟城裏人平起平坐”地分享中國經濟 高速發展所結出的碩果, 而且還淪爲被政府和社會被“徹底遺忘”的特殊羣體。作者陳桂棣表示, 他寫《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就是要改變這種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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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的農村問題專家黨國英認爲認爲《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寫得很有意義,但書的內容是否能夠全景式反映中國整個農村的全貌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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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 作者陳桂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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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陳桂棣認爲, 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首先要解決好農村的土地問題和農村基層組織的結構問題。 這與黨國英和澳門大學中國農村問題學者程惕潔教授的觀點分別有異曲同工之處。黨國英的觀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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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惕潔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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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惕潔所說的秦暉是清華大學的著名農村問題學者。在程惕潔看來, 中國的三農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的公民權問題, 就是農民是否能享受與城裏人一樣的待遇。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因爲《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出版凸顯中國農村問題是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諸多矛盾長年積累得不到解決的綜合表現,當今中國政府也開始認識到了問題的 嚴重性。不過,程惕潔話峯一轉接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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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稅費改革、苛捐雜稅、鄉鎮兩級政府臃腫、惡人治村等許多方面的問題都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得以描寫。然而,對於中國農村地區鄉鎮兩級政府的臃腫不堪給廣大農民帶來的負擔, 陳桂棣尤爲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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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調查》一書是陳桂棣和春桃夫婦的對安徽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進行地毯式調查寫成的。調查一書不僅展現安徽鄉鎮政府機構“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大精簡-大膨脹”的發展怪圈,而且也展現了中央許多“三農”政策如何在一級一級往下念, 只管傳達不兌現??的惡性循環中一次次變爲一紙空文等, 讓農民生存空間不斷惡化的問題。就像書中引用的一句民謠:“七隻手,八隻手,都向農民來伸手”,有些鄉鎮光結婚登記就得繳納十四項費用。不過深圳一位長期從事農村問題報道但不願透露姓名的新聞工作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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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少人, 包括作者本人都認爲,中國農村的實際問題遠比書中描寫得 還要嚴重, 但陳桂棣對三農問題的解決持樂觀的態度。他認爲, 解決三農問題要進行綜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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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曾說,“中國的事情彆着急, 慢慢來。”不少農村 問題專家也認爲,中國農村問題知宜行難,但陳桂棣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這樣寫道:中國的農村改革已進入最關鍵和最困難的時期:身後無退路,腳下是雷區;因爲要改革就必須觸及深層次的所有制問題,經濟和政治兩種體制在農村相結合的問題。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聞劍的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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