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现“同床保姆”

200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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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原本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业,但据中国媒体披露,目前在中国,出现了保姆为了增加收入,与雇主,特别是与老龄雇主进行性交易的所谓“同床保姆”现象。引起舆论的关注和不少的争议。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的采访报道。

“同床保姆”现象指的是一些保姆或家政服务员,除了要做家务以外,还要与男主人同床。据中国妇女报报道,现在有些保姆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保姆了,保姆也分等级,只干做饭洗衣等家务活的保姆,工资 每月400到500元;和男性老人同吃同住,工资至少1200元;而如果能与男性老人同床共枕的,工资每月能挣到两千多元甚至更高。报道援引陕西一家保姆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话说,在他们那里找保姆工作的,大多数都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妇女,年龄基本在35岁以上。雇主只要给钱,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寻找到特殊的保姆。现住西安的原陕西省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说,据他了解,“同床保姆”现象不只发生在单身男性老人的身上:

“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保姆除了她应该做的家务以外,还提供其他不是很正常服务的一种。也有不是老年人30、40、50岁的男人,家里有合法妻子也跟保姆混的这种;还有自己家里比较大的孩子跟保姆鬼混的也有。许多家庭都暴露出这样的丑闻来。”

马晓明批评说,“同床保姆”现象,显示出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道德已经荡然无存.

“只要这些人认为他们有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需要受道德的约束,另外从保姆这方面来讲,只要能赚到钱那就逆来顺受也罢、半推半就也罢、甚至有的还巴不得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从几方面都促成了这样的问题。”

马晓明说有些老人甚至在有妻室的情况下,与保姆发生性关系而导致离婚,他举例说:

“我父亲的一个老战友80多岁了跟他21、2岁的小保姆结婚了,他老伴也是当时的老八路。三几年参加中共,现在被驱逐出来。这样的事情很多,明的、暗的、公开的、秘密的都有。”

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院社会学副教授邓晓刚分析说,“同床保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性伙伴,同时,这种保姆和被人包养作“二奶”并没有多大区别:

“这实际上是道德问题,是一种变相的卖淫。因为妓女只是暂时的,这是整天给人家做事,还要把自己的身体卖给人家。我觉得这反映了社会上权利的不平等。有钱的人就可以什么都买。从道德上是不大合适的。”

《大众日报》的报道说,由于存在金钱的交易,以及涉及到性问题,“同床保姆”现象也就成为一种违法行为,社会应当对这种不良行为进行必要的制止和打击。对此,北京律师阎如玉分析说

“这跟现在的法律不符合,也有背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因为至少是跟现在的婚姻法不相符合,因为这样就是一种雇佣关系变成了一种变相的事实婚,而且是建立在金钱交易的基础上。违法是违法,但打击我觉得谈不上这个高度。”

现住西安的原陕西省电视台记者马晓明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说:

“法律就是用来制止不法行为。这种超出合法婚姻登记、超出一夫一妻制、超出法律的性生活范围的就是违法的,为什么不能追究?只按个人意愿,没有人管、没人诉讼,如果全都这样,那我们的社会成了什么社会了?所以法律要管的地方就要管、社会舆论应该谴责的地方就应该谴责。”

马晓明说,正是因为社会舆论谴责不利、法律也很少在这方面进行追究,使得“同床保姆”在中国成了见怪不怪的公开秘密:

“问题是首先社会就见怪不怪了,对这些事情轻则听之任之、重则羡慕、效仿、攀比。一个人这样做了,其他人也援引作为他们这样做的依据。社会上人观念变了,再一个是有法不依,有的闹得出现纠纷和风波了也不制止和制裁,所以法律和国家的有关部门也对这种情况的盛行负有责任。”

南京晨报则从老年婚姻的角度对“同床保姆”现象进行了分析,报道说,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政府虽然在物质上对养老问题有所保障,但对老人的情感和婚姻问题有所忽略,不少丧偶老人在再婚问题上怕与子女发生矛盾,同时家产的分配也是问题,为了免去再婚的诸多麻烦,“同床保姆”就应运而生。北京律师阎如玉说,一些独身老人找“同床保姆”,确实暗含了一种无奈,他认为,政府应当在这方面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从社会保障、家庭子女对老人的孝敬方面多做一些正面的引导、宣传;也应该考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对他的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怎样让他丰富等方面多做一些考虑。因为前一段从老年医疗保障这一方面政府可能考虑的更多一些,但对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还没有顾及到。”

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院社会学副教授邓晓刚表示,政府和社会要多替老年人着想,开辟更多的途径来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这样,“同床保姆”现象就可以得到一定的遏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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