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由管制转向服务再成热门话题

200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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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城管人员暴力执法的问题,对于热衷于向外界展示其文明友爱氛围的一些市政府官员来说,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尴尬;有鉴于此,中国媒体最近再次热议“城管由管制转向服务”的话题。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这些年来,官方媒体有关城管人员粗暴执法的报道,可以说是连篇累牍、难计其数了。但究竟哪些问题亟待解决,却又不可执一而论。《广州日报》一篇报道说,要实现城管从管制走向服务的转变,不是城管部门一家之力所能奏效,而是需要“多部门配合的政府整体行为”;使用另一个术语来说就是:城管问题要综合治理。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管理系教授苏展表示,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在中国还没有解决,而城管方面发生的问题,根子看来就在这里:

“中国政府在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的定位问题,我觉得这个定位处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相当不够,或者说是不清楚。中国的各级政府对市民的态度我想还是摆得不够端正,中国的政府人员不是服务人员,更多的说是施行各种各样的手段强迫老百姓接受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方面肯定有一个态度问题还有一个体制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政府不管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各种手段方面干预过多。”

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城管人员嘴上说是执法,实际上很可能是无法可依,而所执行的也许是行政命令:

警察就明确地说‘我在爷爷面前我就是孙子,在孙子面前我就是爷爷。’...到西直门火车站,那里尽是盲流之类的,或者是农村打工的,那他们的气势和态度就立刻不一样了,简直就是凶神恶煞

“上面怎么命令我怎么去执行,只是对命令负责,跟政府一样,实际上他不对法律负责,是对红头文件负责,红头文件本身说话就没有内容,不是法律用语,一般就是一种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执行起来就带有随意性。执行过程中就像城管人员他本身也没有法律概念,他也没有法律概念,头脑中只有命令,让我座到哪儿我就座到哪儿。”

刘念春表示,他发现一些执法人员在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面前成了凶神恶煞:

“实际上对执法对象认为你们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就要处置你,至于怎么处置就是我说了算。我被监视居住的时候,警察就明确地说‘我在爷爷面前我就是孙子,在孙子面前我就是爷爷。’到北京机场,‘爷爷’多,警察就不敢太嚣张,到西直门火车站,那里尽是盲流之类的,或者是农村打工的,那他们的气势和态度就立刻不一样了,简直就是凶神恶煞。”

拉瓦尔大学的苏展表示,执法对象,包括街头小贩等人,法律观念的确比较薄弱;这些人需要的是教育、帮助:

“一方面要立法,一方面还要执法,要教育群众,确实弱势群体老百姓在观念上对法的认识程度不够,老百姓方面可能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就说要引导他们,尤其是要给他们创造一定的生存空间,没有这个,强迫它去制约什么东西是很难的,小商小贩有些经营活动,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合法,但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老百姓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话,有的时候不得不迫使老百姓从事一些可能认为不合法,但是如果是为了生存的话,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针对中国媒体所说要实现“城管执法的法制化”,苏教授说,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是城管执法是否得当,不能靠城管人员自己监督自己,而是要开通舆论监督的渠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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