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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城管人员暴力执法的问题，对于热衷于向外界展示其文明友爱氛围的一些市政府官员来说，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尴尬；有鉴于此，中国媒体最近再次热议“城管由管制转向服务”的话题。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这些年来，官方媒体有关城管人员粗暴执法的报道，可以说是连篇累牍、难计其数了。但究竟哪些问题亟待解决，却又不可执一而论。《广州日报》一篇报道说，要实现城管从管制走向服务的转变，不是城管部门一家之力所能奏效，而是需要“多部门配合的政府整体行为”；使用另一个术语来说就是：城管问题要综合治理。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管理系教授苏展表示，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在中国还没有解决，而城管方面发生的问题，根子看来就在这里：
“中国政府在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的定位问题，我觉得这个定位处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相当不够，或者说是不清楚。中国的各级政府对市民的态度我想还是摆得不够端正，中国的政府人员不是服务人员，更多的说是施行各种各样的手段强迫老百姓接受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方面肯定有一个态度问题还有一个体制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政府不管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各种手段方面干预过多。”
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城管人员嘴上说是执法，实际上很可能是无法可依，而所执行的也许是行政命令：
警察就明确地说‘我在爷爷面前我就是孙子，在孙子面前我就是爷爷。’...到西直门火车站，那里尽是盲流之类的，或者是农村打工的，那他们的气势和态度就立刻不一样了，简直就是凶神恶煞
“上面怎么命令我怎么去执行，只是对命令负责，跟政府一样，实际上他不对法律负责，是对红头文件负责，红头文件本身说话就没有内容，不是法律用语，一般就是一种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执行起来就带有随意性。执行过程中就像城管人员他本身也没有法律概念，他也没有法律概念，头脑中只有命令，让我座到哪儿我就座到哪儿。”
刘念春表示，他发现一些执法人员在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面前成了凶神恶煞：
“实际上对执法对象认为你们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就要处置你，至于怎么处置就是我说了算。我被监视居住的时候，警察就明确地说‘我在爷爷面前我就是孙子，在孙子面前我就是爷爷。’到北京机场，‘爷爷’多，警察就不敢太嚣张，到西直门火车站，那里尽是盲流之类的，或者是农村打工的，那他们的气势和态度就立刻不一样了，简直就是凶神恶煞。”
拉瓦尔大学的苏展表示，执法对象，包括街头小贩等人，法律观念的确比较薄弱；这些人需要的是教育、帮助：
“一方面要立法，一方面还要执法，要教育群众，确实弱势群体老百姓在观念上对法的认识程度不够，老百姓方面可能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就说要引导他们，尤其是要给他们创造一定的生存空间，没有这个，强迫它去制约什么东西是很难的，小商小贩有些经营活动，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合法，但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老百姓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话，有的时候不得不迫使老百姓从事一些可能认为不合法，但是如果是为了生存的话，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针对中国媒体所说要实现“城管执法的法制化”，苏教授说，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是城管执法是否得当，不能靠城管人员自己监督自己，而是要开通舆论监督的渠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