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由管制轉向服務再成熱門話題
2007.06.14 00:00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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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些城管人員暴力執法的問題，對於熱衷於向外界展示其文明友愛氛圍的一些市政府官員來說，一直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尷尬；有鑑於此，中國媒體最近再次熱議“城管由管制轉向服務”的話題。下面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的採訪報道。
這些年來，官方媒體有關城管人員粗暴執法的報道，可以說是連篇累牘、難計其數了。但究竟哪些問題亟待解決，卻又不可執一而論。《廣州日報》一篇報道說，要實現城管從管制走向服務的轉變，不是城管部門一家之力所能奏效，而是需要“多部門配合的政府整體行爲”；使用另一個術語來說就是：城管問題要綜合治理。
加拿大拉瓦爾大學管理系教授蘇展表示，政府職能的定位問題在中國還沒有解決，而城管方面發生的問題，根子看來就在這裏：
“中國政府在新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的定位問題，我覺得這個定位處在一個轉變的過程中，但是相對來說還是相當不夠，或者說是不清楚。中國的各級政府對市民的態度我想還是擺得不夠端正，中國的政府人員不是服務人員，更多的說是施行各種各樣的手段強迫老百姓接受什麼東西，我覺得這方面肯定有一個態度問題還有一個體制問題，實際上中國的政府不管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各種手段方面干預過多。”
勞工權益活躍人士劉念春表示，城管人員嘴上說是執法，實際上很可能是無法可依，而所執行的也許是行政命令：
警察就明確地說‘我在爺爺面前我就是孫子，在孫子面前我就是爺爺。’...到西直門火車站，那裏盡是盲流之類的，或者是農村打工的，那他們的氣勢和態度就立刻不一樣了，簡直就是凶神惡煞
“上面怎麼命令我怎麼去執行，只是對命令負責，跟政府一樣，實際上他不對法律負責，是對紅頭文件負責，紅頭文件本身說話就沒有內容，不是法律用語，一般就是一種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執行起來就帶有隨意性。執行過程中就像城管人員他本身也沒有法律概念，他也沒有法律概念，頭腦中只有命令，讓我座到哪兒我就座到哪兒。”
劉念春表示，他發現一些執法人員在社會地位低下的人面前成了凶神惡煞：
“實際上對執法對象認爲你們就得聽我的，不聽我的就要處置你，至於怎麼處置就是我說了算。我被監視居住的時候，警察就明確地說‘我在爺爺面前我就是孫子，在孫子面前我就是爺爺。’到北京機場，‘爺爺’多，警察就不敢太囂張，到西直門火車站，那裏盡是盲流之類的，或者是農村打工的，那他們的氣勢和態度就立刻不一樣了，簡直就是凶神惡煞。”
拉瓦爾大學的蘇展表示，執法對象，包括街頭小販等人，法律觀念的確比較薄弱；這些人需要的是教育、幫助：
“一方面要立法，一方面還要執法，要教育羣衆，確實弱勢羣體老百姓在觀念上對法的認識程度不夠，老百姓方面可能要給他們一定的時間就說要引導他們，尤其是要給他們創造一定的生存空間，沒有這個，強迫它去制約什麼東西是很難的，小商小販有些經營活動，我認爲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合法，但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老百姓的生存條件非常惡劣的話，有的時候不得不迫使老百姓從事一些可能認爲不合法，但是如果是爲了生存的話，我覺得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針對中國媒體所說要實現“城管執法的法制化”，蘇教授說，這個提法是對的，但是城管執法是否得當，不能靠城管人員自己監督自己，而是要開通輿論監督的渠道，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的採訪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