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由管制轉向服務再成熱門話題


200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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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些城管人員暴力執法的問題,對於熱衷於向外界展示其文明友愛氛圍的一些市政府官員來說,一直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尷尬;有鑑於此,中國媒體最近再次熱議“城管由管制轉向服務”的話題。下面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的採訪報道。

這些年來,官方媒體有關城管人員粗暴執法的報道,可以說是連篇累牘、難計其數了。但究竟哪些問題亟待解決,卻又不可執一而論。《廣州日報》一篇報道說,要實現城管從管制走向服務的轉變,不是城管部門一家之力所能奏效,而是需要“多部門配合的政府整體行爲”;使用另一個術語來說就是:城管問題要綜合治理。

加拿大拉瓦爾大學管理系教授蘇展表示,政府職能的定位問題在中國還沒有解決,而城管方面發生的問題,根子看來就在這裏:

“中國政府在新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的定位問題,我覺得這個定位處在一個轉變的過程中,但是相對來說還是相當不夠,或者說是不清楚。中國的各級政府對市民的態度我想還是擺得不夠端正,中國的政府人員不是服務人員,更多的說是施行各種各樣的手段強迫老百姓接受什麼東西,我覺得這方面肯定有一個態度問題還有一個體制問題,實際上中國的政府不管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各種手段方面干預過多。”

勞工權益活躍人士劉念春表示,城管人員嘴上說是執法,實際上很可能是無法可依,而所執行的也許是行政命令:

警察就明確地說‘我在爺爺面前我就是孫子,在孫子面前我就是爺爺。’...到西直門火車站,那裏盡是盲流之類的,或者是農村打工的,那他們的氣勢和態度就立刻不一樣了,簡直就是凶神惡煞

“上面怎麼命令我怎麼去執行,只是對命令負責,跟政府一樣,實際上他不對法律負責,是對紅頭文件負責,紅頭文件本身說話就沒有內容,不是法律用語,一般就是一種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執行起來就帶有隨意性。執行過程中就像城管人員他本身也沒有法律概念,他也沒有法律概念,頭腦中只有命令,讓我座到哪兒我就座到哪兒。”

劉念春表示,他發現一些執法人員在社會地位低下的人面前成了凶神惡煞:

“實際上對執法對象認爲你們就得聽我的,不聽我的就要處置你,至於怎麼處置就是我說了算。我被監視居住的時候,警察就明確地說‘我在爺爺面前我就是孫子,在孫子面前我就是爺爺。’到北京機場,‘爺爺’多,警察就不敢太囂張,到西直門火車站,那裏盡是盲流之類的,或者是農村打工的,那他們的氣勢和態度就立刻不一樣了,簡直就是凶神惡煞。”

拉瓦爾大學的蘇展表示,執法對象,包括街頭小販等人,法律觀念的確比較薄弱;這些人需要的是教育、幫助:

“一方面要立法,一方面還要執法,要教育羣衆,確實弱勢羣體老百姓在觀念上對法的認識程度不夠,老百姓方面可能要給他們一定的時間就說要引導他們,尤其是要給他們創造一定的生存空間,沒有這個,強迫它去制約什麼東西是很難的,小商小販有些經營活動,我認爲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合法,但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老百姓的生存條件非常惡劣的話,有的時候不得不迫使老百姓從事一些可能認爲不合法,但是如果是爲了生存的話,我覺得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針對中國媒體所說要實現“城管執法的法制化”,蘇教授說,這個提法是對的,但是城管執法是否得當,不能靠城管人員自己監督自己,而是要開通輿論監督的渠道,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的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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