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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古建筑和文化遗址在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千城一面”、“丑陋不堪”的市容。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中国日报》援引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的话说,一些古建筑和文化遗址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受的破坏,可与大跃进、文革期间遭受的破坏相类比。他用“千城一面”、“丑陋不堪”来形容城市化给都市市容带来的变化。在谈到那些对这种破坏负有责任的地方官员的时候,这位副部长说,这些人“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毫无概念”。
文化学者谢选骏表示,中国人本偏于保守,但是标榜砸烂旧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破坏力,如今借着城市化的推力,发展到不可阻挡的程度。中国的文化遗产何以会遭到严重破坏,根子就在这里: ACT:
这位学者表示,“以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值得检讨: “一方面下来搞 ‘四个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后就把古建筑全给毁了,既然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看一下经济效益怎么样,没经济效益就拆,该拆的就拆。”
中国很多地方对古建筑和古文化遗址的整修,由于技术不对头,起了整旧如新的作用。谢选骏说,这是对文物的另一种破坏,外行领导内行的政策仍在作怪:“81年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因为79年以前我做了几次全国性的旅游,那时的中国古建筑还处在一种还没有整修的时候,都破破烂烂的,在那个时候看还象古建筑,1980年以后看这些建筑就不行了,都变成了特别土的、很难看的一种新建筑了,都已经修旧如新了。当时就觉得时对文物的又一次毁灭。等于是‘除四旧’以后的‘立四新’了,把它变成新东西了,把‘四旧’变成‘四新’了。又是一次毁灭。那么这又牵涉到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通过瞎指挥来实现、拍脑袋、外行决策来实现,因为很多内行都被他们打倒了、清洗了,不能被尊重,而且手上没有权力,所以中国出现了一种不好的方式在进行建设。包括马中上在不断地挖马路,今天铺这个管子,明天铺那个管子。没有一个统一规划,全是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
虽然文物、文化遗址遭受破坏的现象所在皆是,各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一类的法律法规却又相当完善。对此,谢选骏说,执法不力与司法不独立有关: “司法独立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法院和行政机构基本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相对立的,这样它才存在,至少是分立的,如果不建立这样的分权制度,怎么去遏制破坏?无法遏制。”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教授朱永德表示,中国尤其应当加强执法: “中国大陆上的政策,很多东西要按照规章来讲是非常齐全的,不比任何国家差,就是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想政府怎么样去执行这些政策、按照法规去做、认真的程度,这个方面是需要更加求进步的。”
这位教授表示,古都旧城什么东西都加以保护并不现实,但是标志性建筑和重点文物理应在保护之列: “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方面要现代化,你希望城市要达到现代化又有很多不同的要求,而且有很多交通设施,不能不经过一些重要的地方,那么为了这个重要的地方,假如说可以妥协的,那没有问题,可以做,但有的时候实在是不行,那你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题,你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就看欧洲实际上它建城市实际上都是从近代开始,也有这个困难,怎么保存?今天你说我做北京市长怎么办?我想这个只能选一些重点的东西保留下来?象中国的四个古都,每样东西都是古物,每样东西都保存原样,那怎么近代化法?所以我个人感觉从大处来看实在是标志性的古迹是应该保存的,至于一般性的怎么去选择?这当然就看当事人当事的情况做一些选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