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中国―艾晓明谈记录片与社会变革


2007.02.12 00:00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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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套以民间维权为题材的大陆独立制作纪录片在香港举办中国纪录片座谈会上放映,制 作人之一学者艾晓明也出席了会议,与观众讨论作品,分享记录中国,推动社会变革的 理想。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香港文化机构采风电影与影意志近日合办了两场中国纪录片座谈会,题为记录中国,介 绍中国大陆纪录片的发展并讨论作品与社会的关系。会上播放了多套包括以民间维权为 题材的纪录片,包括纪录太石村事件的《太石村》,以及讲述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如何在 志愿者的帮助下与地方政府博弈的《中原纪事》。上周六的座谈会还邀请了制作人,广 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出席。

当有观众问道为什么短片中的被拍摄者往往不害怕不回避镜头时,艾晓明回答道:“村 民希望掌握媒体,希望运用媒体,希望这个媒体是为他们服务的,除了这个明确的意识 以外,还因为他们的消息能够得到报道的太少了。 ”

纪录片作为一个非主流媒体,给缺少话语权维权群体提供了一个申诉、传播的渠道,但 这种渠道并非畅通无阻,艾小明说:“这种替代性媒体或另类媒体,在中国是非常微弱 的,因为他们工作的空间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而且是制度上的限制,制度性的控制 你,制度性的有一批人在运行这些控制。当时我们有个网站把太石村村民被打上的一些 照片都贴上去了,结果公安局把我们系里的服务器拘留了十五天,学生作业都没法做。 后来我们系主任去要,系里也怕麻烦,就问我们怎么处理太石村的这些东西,是拿下来 还是不拿,我们最后就做了妥协。还有艾滋病这个片子,我们很努力的赶在10 月完成 了,希望在12月1号艾滋病日可以做一些活动。片中的一个独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负责 人万延海就被公安扣留了三天,本来准备在北京举行的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的会议就 只有取消了。而且在里面公安给他打了很多招呼,他出来以后跟我沟通,我们还是要想 怎样生存下去。如果要生存下去就要做一定让步,因为关闭一个民间组织太容易了,一 旦关闭就无法工作下去。”

在会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艾晓明告诉记者,她的纪录片在大陆暂时主要靠教育即非正式 渠道传播:“ 因为我还是在学校工作,所以我们还是做的教学节目,我是这样界定它 的。当然它也是支持公民教育的,像土地议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要研究社会这 个纪录片可以做支持的教材。有些还有像法律,因为纪录片牵涉议题非常广泛。但是像 太石村这样的片子,你送给人别人也不敢放(公开)。 但是还是有很多法律工作者以 及做村民选举研究的人拿到这片子自己复制, 在很多范围散发,传播一个公众事件, 用非正式的方式,传播范围也很广。”

在种种的制约之下,独立纪录片往往不能在短时间从舆论压力方面为维权事件带来一个 圆满的结果,但记录本身就有重大意义,不但记下了历史,也记下了人性中宝贵的东 西。艾小明说:“假如我们十年不懈的做着记录,是可以看到中国十年的社会变动,给 后代看。我觉得我们中国当代的一个重要残缺,而且也是集权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让你 失去记忆,让你的记忆留白。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没有常识、没有道德、没有很多。 纪录片背后的层次还有就是我们去看灵魂的状态,影像也希望传达灵魂的状态,这是中 国人一种灵魂、一种对生命的欲求,一种意志。你去河南看那些艾滋感染活动者,你会 觉得在这种生命的绝境中,他爆发一种超常的力量。”

从对被访者的支援,到对观众的启发,纪录片制作者期望他们的作品,最终能够推动公 民社会的发展,能够推动社会的变革,艾晓明说:“ 我们后来拍的其实就一个主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变动的年代,从03年孙志刚事件开始,公民权利运动的这个年代。我相 信会一直走下来,如果大陆社会有希望,它的希望是再这里。这个公民 社会的空间会逐渐扩大,公民的参与会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政策带来影响。我们看到中国 那么多的不公,几代人的眼泪流干了也没有用,但如果有公民社会的空间,这些媒体可 以继续生长,一天长一片叶子,哪怕一天保证不死,它也是希望所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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