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赃帐号及中国的反腐败(二)第二集:反腐工程三条配套措施之争议


2005.02.17 00:00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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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犹如一个社会的肿瘤,它对社会机体的侵蚀、破坏足以导致整个社会的瓦解和道德的崩溃。反腐倡廉,作为新世纪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吸引着关心中国发展的海内外人士的注意。那么,2004年的中国在反腐领域有何进展?肆意蔓延的腐败的根源何在?广为争议的“退赃帐号”等提议是否又是社会期待已久的反腐良策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此为您制作了五集特别报道《退赃帐号及中国的反腐败》。

第二集:反腐工程三条配套措施之争议

作为当今中国的一大课题,反腐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论,完全是情理之中。而中国学界、民间对湖南省委干部王明高为组长的反腐败研究课题组提出的“一二三工程”争论也并不局限于“退赃帐号”本身,这一反腐工程所提议的三条配套措施也在接受着各界的审视。三条配套措施之一是实行存款实名制,完善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而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多年前就作出过这一规定,但却无疾而终。而对于另一条配套措施,也就是“健全举报制度,奖励举报者最高50%的追缴款项”的提议,许多专家认为,它仍存在着严重缺陷,尤其是这种奖励制度随意性太强,不符合依法治国的观念。四川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向朝阳教授说:(录音)

以俸养廉之争

另外,反腐工程提议的配套措施还包括: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以俸养廉。主持“一二三反腐工程”课题组的组长、湖南省委组织部处级干部王明高以研究反腐败学者的身份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以新加坡为例对以俸养廉做了说明:(录音)

不过,对于外界许多人士来说,以俸养廉实际上就是高薪养廉,而高薪是否能够养廉似乎一直都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否定。向朝阳教授谈到自己的看法时说:(录音)

但是,王明高解释说,新加坡所做的实际上并不是高薪养廉,而是以俸养廉,只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偏差而被说成是高薪养廉。他同时表示,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他说:(录音)

对于高薪养廉,王明高还进一步表示,他本人也认为,在中国不但行不通,而且也不现实:(录音)

不过,王明高同时认为,以俸养廉则可以行得通,而且有必要:(录音)

课题组与反对者就以俸养廉或高薪养廉的争论,同时也在是否能借鉴香港、新加坡经验的问题上表现出来。多年来,在国际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对全球各地的腐败/清廉指数统计中,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属于亚洲地区清廉指数较高者。由于香港和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可以说有着同宗、同文的共同点,因此有学者和民间人士认为,其借鉴意义应当很大。专门从事中国腐败问题研究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孙雁表示:

对于香港数十年来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方面的成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在十一月份表示是各界“有目共睹”的。董建华特别提及七十年代成立的廉政公署在使香港取得“廉洁之都”称号方面所起的作用。孙雁教授也以香港的廉政公署为例进一步评析说:

但是,四川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向朝阳教授则认为,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固然对当地起到极大作用,但它对中国大陆来说,仍有其局限性,并不完全适用:(录音)

向朝阳教授进一步指出,香港在七十年代发起廉政风暴,成立廉政公署,并实施退赃免责,的确为香港的反腐廉洁立下汗马功劳;但它毕竟是临时性的行政措施,而非政策法律,而且其成果的稳定延续更多是伴随着其后进行的一系列制度上的调整与跟进。他说:(录音)

“捕鱼理论”回应质疑 反腐暗藏权力斗争?

目前,面对外界对“一二三工程”的退赃帐号及其特别决定、配套措施等提议的种种反对,以王明高为组长的课题组又提出了一条“捕鱼理论”作为回应。王明高在接受中国国内媒体采访时解释说,反腐败就好比是撒网捕鱼,关键是鱼网必须没有漏洞,才能够捕得到鱼;而课题组设计的退赃帐号比以前一些地方实行的廉政帐户科学,再加上两项特别政策以及三条配套措施一起,能够共同编织出一张反腐败的大网。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打消外界对这项反腐工程有效性的质疑。不仅如此,鉴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曾提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手软!”,而课题组随后提出的退赃帐号则建议要“主动退赃、一律免责”,因此,海外有媒体和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这有可能是中国上层有人与当时尚未最后掌握军权的胡锦涛展开的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不排除有人要和胡锦涛的“绝不姑息,绝不能手软”路线对着干,并籍此削弱胡的施政权威,而中国青年报之后发表的质疑退赃帐户的署名评论,则是团派出身的胡锦涛一方发出的回击声音。对这种分析,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专家袁红冰教授不以为然:(录音)

不过,袁红冰教授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官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录音)

外界对退赃帐号动机的猜测虽然难以得到证实,但这一反腐措施的提议一经提出就倍受关注、争论的事实,则显示出腐败问题在当今中国的严重性以及各界民众希望政府强力反腐的迫切性。那么,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政府是否有能力、又该如何进行反腐呢?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今考验中国政府政治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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