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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政经风险咨询公司”对亚洲国家或地区腐败程度的排名显示，中国在12个国家或地区中与印度尼西亚并列第10 。新加坡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最清廉的国家，菲律宾则是腐败程度最高的国家。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政经风险咨询公司”的亚洲国家或地区腐败程度名单，是根据对外国在亚洲经商的人士所作调查而排列的。在这个名单中，排名越是靠后，腐败程度越高。法新社所报道的由最清廉到最腐败的国家或地区的名单依次为：新加坡、香港、日本、澳门、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印度、越南、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其中，新加坡的得分为1.13；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得分相同，都是7.98。
新加坡历年来在同类名单中排名第一。对此，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红缨谈了她的看法：
“新加坡跟其他国家不同，因为它是一个城市国家，小的多，起码管理起来跟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大而复杂的国家比较起来容易的多。而且新加坡不是一个特别民主的国家，它的控制还是比较严的，而它的控制手段在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这个国家一直把反腐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政策，因为对它来说，这么小的国家没有其他资源，如果它在国际金融或者国际经济当中没有一个很好的名声、一个清廉的名声的话，它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想政府一直都比较注意这个事情。”
中国的腐败问题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领导层不否认腐败的严重性。政治评论家刘念春表示，在中国，腐败难以遏止，根子在于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
“出台的法律再多，最后还是由党委决定。党委说话算数，监查机构还是要听命于党委，得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所以，这些监督和法律到党委那里就搁浅了，在实际上落实不了。就像陈良宇的案件，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早就应该有判决了，有结果了。到现在也决定不下来，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内部的意见没统一。党组织决定比法的决定要大的多，而且有一锤定音的作用。法律的话，实际上法官拿的那个锤子也没用，敲下去也定不了音。”
中国有媒体指出，“阳光是腐败的天敌”，这些媒体支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是，刘念春说，在中国建立这个制度阻力不小：
“八九年时候，赵紫阳在会上提出过公布财产，而且谁要涉及贪污，即便是自己的子女，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赵紫阳提出这个提案之后，政治局里面大部分人不同意，所以就搁浅了。（记者：现在这一届有没有考虑公布官员财产的办法？）这次人大又提出这个，可是阻力特别大。”
锡拉丘兹大学的王教授表示，对于官场腐败，有效的监督很重要：
“即使中央有决心处理腐败问题，它没有这么强的能力去贯彻它的政策意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地方就是天高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能把所有的官都用重刑来威胁，他们觉得你管不到他那。所以，很多官员有一种投机心理：他可能抓不到我，我就可以继续腐败下去。光是靠杀或者管，这跟监督还是不一样。官员并不是看老百姓对他有多大的监督能力，老百姓没有什么说话的权利，他只是怕上面几个人。国家这么大，上面几个人管不到他，他也就无所谓。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靠这种有限的手段：你要腐败，我抓得住你的话，我就重罚你。但是，抓得住的人很少啊。没有其他监督的办法，光杀几个人，没有用啦。”
王教授说，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将有利于克服腐败：
“我觉得市场化了以后，政府手里批这个、批那个的权力要少一些以后，权钱交易的机会就会更少一些。”
在谈到一些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也存在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的时候，王教授说，
“民主是一个必需的因素，但不是一个充足的因素。”
政治评论家刘念春指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与腐败同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有些所谓新阶层人士与工人农民的收入差距比美国还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