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制度的利弊之爭（一）
2007.07.11 00:00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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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人提出瞭解決民生問題，總理溫家寶並在兩會期間表示，解決民生問題首先要着眼於困難羣體。困難羣體生活的改善關係到中國政府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困難羣體生活的改善又與中國政府提出的最低工資制度密切相關。不過，這一最低工資制度雖然從整體上看，是爲了維護依靠工資維生的最底層民衆的權益，但其出發點、實施過程以及效果等卻也引發着不同的爭議。下面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爲您製作的六集特別報道《最低工資制度的利弊之爭》的第一集。
近期以來，中國政府要求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並按有關規定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以及農民工最低小時工資標準。一時間，最低工資標準成爲社會、學界討論的一大熱門話題。最低工資標準，顧名思義，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在支持最低工資制度的學者看來，推行最低工資制度首先反映了觀念的變遷和社會的進步。中國北京理工大學經濟與社會學者胡星斗教授說：
“我想，現在的市場經濟既要效率優先，也要兼顧公平。設立最低工資制度實際上就是保證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或者說，現在的市場經濟應當是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它不是象過去馬克思所批判的那樣的、市場經濟好像完全是一種人剝削人的制度。其實，發展到現在，我們可以說，市場經濟是要兼具人道主義精神的。所以說，在市場經濟中，確立保證工人的地位、確立最低工資制度，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特點之一。”
中國經濟在近年來獲得長足發展，GDP不斷增加，世人有目共睹。但同一時期，中國勞動者的工資在其中所佔的比例卻沒有得到相應提升。胡星斗教授說：
“特別是對於中國，工人的工資都普遍比較低，中國的工資率，也就是工資總額佔GDP的比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一，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工資總額佔GDP的比例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發達國家佔百分之五六十，世界平均也要有百分之四十多，中國只有百分之十一，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就更有必要建立最低工資制度。”
在市場經濟中，確立保證工人的地位、確立最低工資制度，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特點之一。
另外，最低工資同時與社會的弱勢羣體相聯繫。這些弱勢羣體的人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缺乏捍衛自身利益的能力，也理應成爲政府政策照顧的對象。因此，在贊成設立最低工資制度的人士看來，這種做法體展現了社會對弱勢者的關懷，對收入低者應是好事。旅美中國社會與經濟學者何清漣女士說：
“我覺得中國當然應該設立最低工資，因爲在中國勞動力供過於求，那麼在勞動力競爭非常激烈的時候，僱主很容易壓低勞動者的工資。那麼有了這麼一個標準，而且如果又能夠把它落到實處，我覺得還是可以使勞動者的處境有所好轉。”
現在旅居法國的中國勞工活動人士蔡崇國多年來對中國的企業以及勞工處境有着深入觀察和研究。他在談到中國製定最低工資制度的必要性時指出：
“中國製定最低工資制度的必要性首先是，在中國現有的社會條件下，工人最低工資的標準制定就是任何一個工人剛開始被僱傭的時候，他的工資標準不能夠低於這個數字。沒有這個基本的法律規定，而且使這個規定成爲衆所周知的事情，中國的資本家們、中國的企業老闆們會把工資降低到一個更低的限度，因爲除了輿論和法律的規定以外，中國的老闆和企業領導沒有任何其它的約束，不象西方那樣有輿論的監督和工會的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呢，如果不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企業老闆和企業領導就沒任何限制了，這是中國的一個現實。”
從社會角度來講，這也是大勢所趨。中國勞工的權利很大程度上還是沒有得到保護，所以通過立法的手段，確保最低工資實際上是他們對這些非常辛苦的最底層的工人的最基本的一個保障。
在當今的中國政府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關注民生爲核心內容的情況下，關懷社會上的低收入人羣成爲大勢所趨。美國邁阿密大學管理系教授經濟學家陸亞東也表示，這是件好事：
“從社會角度來講，這也是大勢所趨。中國勞工的權利很大程度上還是沒有得到保護，所以通過立法的手段，確保最低工資實際上是他們對這些非常辛苦的最底層的工人的最基本的一個保障。這是個好事情。你要真的到中國的底層看看，中國的勞工，尤其是偏遠的、離市區遠的這些勞工，他們的生活環境是非常差，非常差。所以從長遠來講，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永久性的、還是臨時的，這些工人的最低工資都應該得到保障。”
除了大環境和親民政策的因素外，對於設立最低基本工資制度的具體好處，一些傳統的贊成觀點還認爲，當社會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單個工人面對裁員減薪的威脅，沒有協商的能力，僱主有可能趁機將工人的工資壓低；而最低工資標準，至少從形式上可以爲工人們提供討價還價的法律依據。當然，這種法律依據最後能否成爲工人們獲得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薪金的保障還受到是否有爲工人們的利益據理力爭的工會等因素的影響。何清漣說：
“至少從形式上是好的，就是要讓他們具有一個討價還價的能力，成立自己的組織。比如說，勞動者過多，競爭太激烈了，他們自己主動放棄（合理的報酬）這種情況也有，還有就是老闆呢，可能看到了這個標準，所以就先與勞動者之間達成某種協議，就是，我要用低於這個工資標準的工資僱傭你，你答應就做，不答應就走人，那麼勞動者爲了獲得這個機會，也可能就會讓步。我覺得在中國這樣的情況都是可能發生的。在中國很多東西不但是要定出來，最重要的是要把它落到實處，讓它產生原來預期的作用，不要讓一些制度性障礙和別的種種社會障礙使它流於虛文。在美國也是一樣，美國爲什麼不是由企業員工個人跟老闆談判，而是要由工會（來談），就是因爲只有工會才能把大家的意見協調起來，去做集體談判。”
我覺得中國當然應該設立最低工資，因爲在中國勞動力供過於求，那麼在勞動力競爭非常激烈的時候，僱主很容易壓低勞動者的工資。
另外，中國社會當前的一個問題是，城市化步伐加快造成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向城市務工。激烈的競爭、勞動保護條例的不健全、以及對農民工的歧視等經濟、社會因素造成許多打工者工作條件惡劣、飽受經濟壓榨。而傳統的對最低工資制度的另一個支持點就是，它可以解決僱主剝削工人工資的問題，還有利於解決低技術工人工作時間長、工資待遇卻很低的“在職貧窮”現象，使他們免遭歧視，從而維護勞動者的尊嚴。蔡崇國說：
“現在（的情況）就是工人農民沒錢，打工的人就不是人，誰都可以隨時處置他們；這是一個人的尊嚴的問題，是一個把人當人、把工人農民當人的問題。現在的企業家，他們跟政府的關係非常密切，跟法律，跟法院、公安、媒體的關係都非常密切，他們都是一種無形的廣泛的聯繫，而工人都是一個個的單個的個人，他們怎麼可能有尊嚴。這個（若）組織起來，（可以）使工人變成受尊重的人，有尊嚴的人，象西方一些國家（的工人那樣）。”
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看，最低工資制度可以使部分勞動者的收入增加，社會消費水準也可望隨之增加，有利於造成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同時，低收入者的薪金有了保障，有機會減少因收入過低而衍生的社會問題，而這點，對正提倡構建和諧社會並希望確保穩定的中國政府來說，也非常重要。蔡崇國說：
“這（設立最低工資標準制度）會對社會各個階層有好處。工人他們的待遇提高了，社會購買力提高了，那麼國內的市場也擴大了，國內的各個企業它們的產品賣不出去的現象又可以減輕，國有企業、民族企業纔會發展，民族企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私有的就會發展。你可以設想，如果是農民工他們在農村的家庭能夠買得起電視機、電扇，能夠用得起電，買得起電冰箱，中國的家庭、工業就會有多大的發展。如果他們能夠買得起那些高檔的消費品，國內的市場會有多大的擴張，那麼中國的經濟增長以依賴於出口的現象就會有根本的改變。它對政府也有好處，因爲現在很多地方的政府非常擔心失業下崗工人鬧事，也很擔心、也對很多農民工的問題處理不了而頭疼。”
設立最低工資制度的益處似乎顯而易見，贊成者的觀點也一目瞭然。不過，最低工資制度之所以能成爲社會學界的熱門話題之一，也因爲它的出現同時也伴隨着許多反對的聲音。那麼，對於這一制度，持反對意見的中外專家學者們又是怎麼考慮的呢？下次節目，您將聽到反對設立最低工資制度的中外專家學者們的聲音。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的特別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