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在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社会变革，中国的公民权利也随之不断扩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晶制作了共八集的系列节目“互联网和中国公民权利”。
科学的进步历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今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也不例外。在前几集节目中，我们讨论了互联网帮助中国公民争取知情权和言论自由。而知情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又是人们争取和维护更加广泛的公民权利的前提。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关于互联网和中国的公民维权。
(黄琦) ：《天网寻人》网站为中国第一家人权网站和第一家为老百姓喊冤的网站。报道的案件当中，农村、农民受害的就占了百分之95，还有很多是底层民众、弱势群体的。
(李健) ：《公民维权网》在维护和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利益的同时，传播一种公民意识。
(赵达功）：网民呢，非常积极地利用了网络这个工具来开始维权了。
黄琦说，近五年来在中国互联网上，从只有几十个人为公民权利呐喊，发展到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网上大声疾呼。熟悉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人都对2003年有深刻的记忆。这一年中国自下而上掀起公民维权的浪潮，有人称之为“公民维权年”。由于经济两极分化的加剧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升级，据官方统计，2003年全国共发生有三百万人参加的五万八千次抗议活动。深圳评论人士赵达功、中国社科院法学专家范亚峰、以及成都大学法律系教授王怡都不约而同地认为，2003年是中国维权运动关键的一年：
(赵达功）：2003年是维权的一个元年。这一年取得了很多很多成果，甚至于影响了中共当局的一些政策。
(范亚峰）：03年是一个比较大的、高潮的、转折的一年。中国民间的普通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融汇成了一个维权运动。
（王怡）：03年在网上和真实的世界里面都有一个民间维权的浪潮，包括比较有影响的案子，或者是新闻事件。
2003年之所以成为维权运动的标志性一年，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连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维权个案，成为其后不断发展的维权运动的源头。而这一运动又与互联网同步发展，网络的作用功不可没。法学专家范亚峰这样评价互联网和中国维权运动的关系：
（范亚峰）：互联网技术具有的多中心、开放、自由、平等的这样一种性质，使它在中国非常有效地促进了维权运动的开展。
互联网技术具有的多中心、开放、自由、平等的这样一种性质，使它在中国非常有效地促进了维权运动的开展。
成都大学教授王怡说：网络成了打破新闻监管的一种力量。尤其是在03年，萨斯的事件、孙志刚的案件，还有后来一系列的民间维权的案件和网络的公开信运动。
2003年春，先是发生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警察殴打致死事件，引发了网上呼吁要求取消收容遣送恶法的公开信请愿活动。评论人士赵达功说：
（赵达功）：孙志刚、湖北的大学生，在广州被虐待致死，引起了网民的愤怒。网络维权对孙志刚事件影响非常大。互联网的抗议浪潮给当局施加了很大压力，最后导致废除了收容法。网民的维权活动取得了一个明显的胜利。
紧接着，北京军医蒋彦永披露非典真相的文章也从互联网上冲破官方封锁，冲出国际社会，又反弹回中国。非典真相的揭开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和质疑，导致政府高层官员被罢免、并启动了中国全民抗非典行动。此外，2003年还发生了网上不锈钢老鼠刘荻案、沈阳刘涌死刑案，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等等几大事件。在这些重大维权事件的每一个个案中，互联网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从2003年以来，中国所有有关公民维权的重大事件，都成为网上焦点话题，都有互联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互联网与中国维权运动结下不解之缘。
那么，互联网是怎样悄然介入中国公民的现实生活、又如何推动他们的维权运动呢？法学专家范亚峰认为，互联网从三个主要方面推动中国的公民维权：
（范亚峰）：一个是观念启蒙。一方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对自由主义观念的理解的文章影响社会大众。另外一方面呢，对很多个案的评述形成互联网舆论的真实的压力。第三个呢，互联网通过论坛、电子邮件、博客和博客群促进民间维权运动的组织资源的凝聚和积累。
也就是说，网络是思想启蒙的平台，是民意表达、舆论汇集的平台，也是维权行动和组织的平台。首先，关于互联网和思想启蒙，王怡和范亚峰认为，2003之前的几年是中国维权浪潮的酝酿和准备期，这期间自由人权的理念通过思想启蒙网站迅速推广。王怡说：
（王怡）：2000年到2002年，国内的网络相对有一个比较自由化的阶段，中文网络发展迅速、信息获取自由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当时的监管其实是比较少的。政府没有意识到网络传递自由思想和信息会带来对它的非常大的冲击。
在2000年前后，中国网络上相继出现一些学术水准高、批评精神强、表达自由度宽的思想启蒙网站，如观天茶社、学而思、思想的境界、宪政论坛等等。这些网站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观念启蒙。网络学术思想进一步影响一般青年网民，及至社会大众。法学专家范亚峰说：
（范亚峰）：99年到02年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从书斋里的几万人知识分子的规模，通过互联网上的思想启蒙网站迅速扩张到几十万到几百万人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讲，从99年到02年的互联网相对比较自由的时期呢，事实上是为03年开始的维权运动的高涨作了一个观念上的启蒙和舆论上的准备。
山东大学法学副教授谢维雁，就是较早开始借助网络研究基于公民个人权利之上的宪政制度的一位学者。他说：
（谢维雁）：我是做的学术方面的网站，对国外宪法宪政方面的一些事件进行介绍进行评论。宪法方面的问题，选举呀、公民投票呀，各个国家的很多。不同党派他们对于修宪的态度，提出了一些方案，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作一些研究。对国内的涉及宪法宪政的一些问题，大家共同探讨。
如果说在2003年之前思想网站是学者和青年学子的启蒙平台，那么自2003年以来相继成立的一批公民维权专门网站，如公民维权网、中国舆论监督网和打工者之声网站等，则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启蒙和教育的平台。深圳评论人士赵达功说：
(赵达功) ：网络呢起到了启蒙作用，对公民维权的一个启蒙教育。有个叫李健的先生搞了一个维权的网站、维护公民权利的网站，为民众提供一个申诉冤屈的平台，寻求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援助，并向民众推广维权意识。
李健开设的《公民维权网》是中国最早的维权网站之一。他说：《公民维权网》最早是2003年4月16号开始创建的，当时只是一个板块。李健说，建立这个网站的初衷，就是向社会大众进行公民权利的启蒙教育：
(李健继续) ：传播一种公民意识，使更多人能认识到自己权益的保障是与其他人权利的存在的共存为前提。他在关注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关心其他人的权利，认识到别人的人权也是他的人权的一个支撑。这个过程就是公民意识的普及过程。
传播一种公民意识，使更多人能认识到自己权益的保障是与其他人权利的存在的共存为前提。他在关注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关心其他人的权利，认识到别人的人权也是他的人权的一个支撑。这个过程就是公民意识的普及过程。
在网络平台就一个个社会事件议论纷纷，也是网民的自我教育过程。山东大学法学副教授谢维雁这样说：通过这样一些案件，利用互联网来推动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让一些问题本来不太引起重视的甚至是麻木的，把它背后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让大家有更清楚的认识。
除了作为思想启蒙的平台，网络虚拟空间还是民意表达和舆论汇集的平台。法学专家范亚峰说，这一虚拟空间对媒体这一所谓“第四权力”缺失的中国社会，尤其必要：
（范亚峰）：互联网作为一个虚拟空间，对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媒体，像报纸刊物和书籍的出版受到非常大的限制。而唯有互联网对于中国近几年维权运动的高涨，在发挥第四权力、也就是媒体影响力方面实际上是决定性的，超过媒体的影响力。像重大责任事故的发布，就是因为在互联网上无法封锁。
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信息发布，既增进了公众的知情，也便利了民意的表达和维权舆论的形成。以成功受理多起维护公益案件而闻名的北京律师陈岳琴说：现在有了互联网，大家都可以自由地上网发布信息、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话，有好多涉及侵权的案子就会有人在网站上贴个帖子。这案子如果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点击率就会很高，就把这个案子的信息给公开化了。信息公开了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事情以后，那政府就会有压力。
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资深新闻工作者麦燕庭告诉我们，不要轻看普通网民把身边之事放在网上这一举动，因为这是形成网络舆论的起点：不要看轻他们把身边的事情放在网上。他认为好的不好的就放在网上，然后靠着互联网的速度把它带到每一个人的家里去，大家就可以评论。市民自己选择排出来是不是一个热点，如果是热点大家自然就会讨论，对官方、有关团体和有关的人都会形成推动的作用。
典型侵权案件在网上曝光之后，网民的各种评论便接踵而至。而网民的关注又引发大量跟踪报道，从而使网上点击率更高。比如，2005年9月广东太石村村民依法罢免村官遭当地政府暴力镇压，这一事件就在博客和BBS网站上引起激烈评论。网民普遍同情支持村民的抗争，谴责武力镇压。就这样，太石村事件成了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麦燕庭指出，不是说中国网民特别喜欢关注政治，而是只要他们关心和关注身边发生之事，便一定会就某些重大事件形成网上舆论。他提到2003年哈尔滨的宝马车撞人事件：
（麦燕庭）：比如说，有人在网上谈到一个农民被一个大款撞车撞死了，大款还要打人。我相信把它放在网上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会变成一个政治事件。事情出来以后呢，大家反应大了，结果那个的人不是也受到惩罚了吗？所以不要轻看把身边的事放上网。
就这样，一件件日常发生的、从来见多不怪的事件，一旦被忿忿不平的网民放到网上，就可能成为一条社会政治的重大新闻。从全球范围来看，网络舆论空间的开辟和扩大，对各国政治生态都带来很大冲击。而在中国更由于传统媒体的重要功能缺失，互联网便取而代之成为汇集民间舆论的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专家范亚峰说：互联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它构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比如像孙志刚案、像黄金高案、像陕北石油案，传统媒体的报道受到严重限制。像太石村事件的后期，它在舆论上主要就是靠互联网来替代传统媒体的功能。
在网络平台人们就一个个社会事件有感而发、议论纷纷，网络舆论逐渐形成。中国的民意终于得以现身于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