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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中国的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９月９号， 中华学人联谊会第二届中国论坛就围绕中国农村与土地私有化问题举办研讨会，与会者从体制造成的对农民的不公现象，到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研究农民史和经济史的秦晖教授分析了中国的土地改革为什么会杀那么多人。中国当年血腥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为了平均地权，而是重组乡村。
另外广东等地有一些族庙公产的小经济体，原本可以不经过血腥暴力直接分给农民， 但是仍然采取把人整死的方式进行，秦晖认为这样的土改是为了摧毁传统时代形成的农民的乡土认同。
曾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咨根据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时在农村的１０年经验和以后的调查讲述了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中共建政３０年后，到１９７８年，农村的人均收入是７８块人民币，还不如１９４９年，化肥和机械大量使 用，生产率却降低了３０％。农村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而国内的学者在回避这个问题。
陈一咨说，日本的耕地面积很少，人口密度超过中国，来纽约的新移民不愁找不到工作。按照市场经济，人口密集的地方，需求就多，创造的机会也多，关键问题是把人口变成生产力。
陈一咨认为，中国农民问题一是由于城乡隔离制度，把80％ 的农村人口当作贱民。 其他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原来的东欧和俄国农民都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享有福利， 只有北朝鲜和中国不行。二是当年人民公社的奴隶劳动和平均分配。他曾看过毛泽东的一个内部讲话， 说中国要发展工业，没有殖民地可以掠夺，就从农民身上掠夺。 现在是30个农民养活一个干部， 而干部只管传达会议精神，催粮派款，检查评比，催种催收，小孩子看到他们都会喊蝗虫来了。
还有产权关系混乱。土地不是自己的，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是由于这个极权制度， 农民依然得不到应有的利益。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项小吉说，中共通过抢、骗、霸占，完成了几轮财产转移；开始用抢，为了夺取政权，许诺农民很多好处，把土地从私人手中分给农民；之后，通过骗，从合作化，到初级社，高级社，完成了由私到公的公有化过程，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收走；现在又通过国家公权力霸占土地。如果出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让人们把地让出来还可以理解，现在是由开发商出面圈地。
而且现在农村的土地说是归集体所有，就是村委会所有。但是村委会只是一个村民 自治机构，与居委会，学生会和同乡会的含义差不多，只负责协调公平关系，是不应该处置财产权的。
他指出，土地谁能来买，谁能来卖的问题必须解决。宅基地，自留地应该无偿提供给农民，农耕地应该给农民优先的低价，此外再按照市场价格运作。目前中国已经有物权法，但没有产权法。需要修正国有土地法，出台产权法和农会法，保障农民的利益。
在研讨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洪朝晖通过对比中国农民与美国黑奴社会地位的变化， 讲述了农民的权力贫困。经济教授文贯中讨论了农民因为没有财产抵押，得不到任何金融服务，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胡平，陈破空等还分析了城市化 浪潮对农村土地问题的影响。
本台将在后续报导中为您介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