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受傷、得病被踢出廠門：中國外來勞工的困境
2007.07.11 00:00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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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些年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被認爲是中國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爲什麼如此低廉呢？除了他們的工資低以外，他們中的很多人幾乎不享有任何社會保障：他們沒有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等。自由亞洲電臺申鏵在接下來的報道中，通過兩個個案，突顯出中國城市裏外來勞工一旦受傷或者生病之後，他們所處的孤立無援的困境。下面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申鏵的採訪報道。
今年47歲的陳秋珍來自湖南常德的農村，去年底進入廣東東莞的立頓洗滌用品公司望牛墩分廠包裝部工作。今年3月，她在上班時從高處摔下來受傷。她在接受本臺採訪時介紹了她受傷的過程：
“我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去貼布帶子，帶子斷了，就從凳子上摔下來了。當時不能走路，他們扶我上車。”
醫院給陳秋珍的診斷是第12胸錐壓縮性骨折。她在醫院住了一個月的院，還沒有完全恢復，廠方就催促她馬上出院。由於陳秋珍沒有醫療保險，廠方開始要她自己支付住院費，只給她1000元人民幣要她辭職回家。在經過幾次交涉後，廠方最後答應替她出住院費，給她6000元生活費辭職回家。陳秋珍迫不得已答應了這個條件。
但是，到目前爲止，距離她受傷已經四個多月，她的傷仍然沒有痊癒，不能久坐，否則腰間就疼痛歷害。現在她沒有工作，沒有醫保，6000元錢又能夠維持多久？
這篇報道涉及的另一個案例是有關來自四川農村、今年20歲的女工付良丹。她原來在深圳寶吉工藝品有限公司工作。今年6月 初，因爲不滿廠方將工人的長期合同改爲短期合同而不進行賠償，全廠大約八千工人罷工。付良丹在罷工現場目睹了警察用暴力對待罷工工人，將工人強行抬進警車的情景。隨後她精神出現異常，精神恍惚。她被送進醫院住院後診斷結果是精神失常。
付良丹父親的妹妹姜春芬和她在同一個工廠打工。姜春芬說，她哥哥在付良丹住院後從四川趕到深圳也病倒了，他們本來沒什麼錢，出於無奈接受了廠方提出的條件：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他們不給，我們到了勞動局，說她病得那麼厲害，十幾天飯都沒喫，我說她回家還要治療，他爸爸來了也沒喫沒住的地方，過來又不適應，又要打吊針，我很擔心。所以我就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廠方的條件就是，付良丹馬上出院，廠方支付付良丹的醫藥費和住院費，發給她應得的2800元工資，付良丹辭職回家。廠方以付良丹不是工傷爲由，拒絕給她任何補償。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專門研究勞工問題的專家劉開明表示，按照中國的《工傷保險條例》，付良丹的確不屬於工傷，但應該是屬於“非因公疾病”，而且按照國家政策，她應該獲得一定的照顧：
“這屬於特色性疾病，治療要3到6個月。治療費用單位出，拿出工資的60%。”
我打電話到寶吉廠，詢問付良丹是不是應該得到劉開明所說的這些照顧，該廠人事部門的負責人何主任不願作出任何承諾：
“我們按照法律執行，該給的都給了她。現在你要了解什麼情況要向上級詢問，我們沒有什麼答案給你。”
這位不願透露全名的何主任所提到的“上級”－人事部的經理在休假，無法聯繫到他。
姜春芬說，付良丹現在的病情根本沒有好轉，很少說話，問她什麼她都不知道。和陳秋珍相同的是，付良丹現在沒有任何保險，生活、治病都沒有着落。
陳秋珍和付良丹在失去工作能力後，都被工廠一腳踢開，廠方、社會、政府都不再承擔任何責任。劉開明說，現在中國的外來勞工的處境普遍很差。
中國政府經常提要建設“和諧社會”，爲什麼勞工的權益卻得不到保障呢？首先，就陳秋珍來講，她原來所在的立頓洗滌用品公司沒有按照中國的法律爲她購買工傷和醫療保險。東莞市政府勞動局的工作人員莫女士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說，立頓公司的做法是會受到懲處的：
“這是不合法的，因爲我們的規定員工都要上社會保險。如果他們來反映，我們會處理這個事情。”
實際上陳秋珍曾到東莞市政府勞動部門尋求幫助，他們應該知道立頓公司的違法行爲，但政府仍沒有對立頓公司採取行動。對這一案件非常熟悉的廣東維權律師唐荊陵說，由於企業違法的成本不高，使得外來勞工成爲受害者：
“這個案例沒有交，那麼行政部門並沒有責令它交，也沒有對它作出任何處罰，這是第一個方面--沒有把法律執行到位；第二個方面，如果這個女工按照訴訟的方法解決的話，一個是代價高昂，二個是訴訟漫長的過程之後可能仍然拿不到這筆錢。這也反映了一種司法環境，在這樣的司法環境下企業違背法律的成本不高，所以它敢於這樣做。”
在東莞和深圳兩地的市政府，都有負責處理勞工問題的勞動部門。深圳勞工活動人士李原風告訴本臺說，雖然這些勞動部門在個別時候還是能起到一些幫助外來勞工的作用，但是總體上來說，他們和企業是一個利益共同體：
“一個是地方保護主義，再一個部門利益。企業跟勞動部門，這裏面的“水”很深，不太好說。”
既得不到廠方的照顧，也得不到政府的同情，這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外來勞工卻受到了象李原風這樣的勞工活動人士的關注。他們是一羣受過較好的教育、有的甚至有法律專業背景的志願者，他們關注弱勢羣體，希望維護他們的權利。陳秋珍和付良丹的家人都意識到他們的權利受到侵害，他們都在尋求這些志願者的幫助，希望通過法律途徑來獲得他們應該得到的補償。但是，唐荊陵說，深圳的這些志願者現在的活動空間受到政府的打壓：
“一個是對他們註冊的一些單位，不給他們做新的年審，要通過年審纔可以繼續新一年的營業。第二個方面是通過民政機構對其中一部分人進行查處，當然其中一部分是沒有註冊的，但是有些是正式註冊的。第三是很多人遭到了公安機關的調查使做勞工維權活動的這些人生活遇到了很多困難。”
除此之外，唐荊陵還表示，中國的工人爲數衆多，但是政府不允許他們有自己的工會組織，這使得他們沒有和廠方討價還價的力量。
中國現在被稱爲“世界工廠”，這背後有很多是“血汗工廠”。外來勞工爲中國經濟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們卻被滾滾向前的中國經濟發展的巨輪甩在了後面。
自由亞洲電臺申鏵採訪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