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并涌现出许多不畏强权的维权人士；为维护民众正当合法权益的民间抗争行为也渐渐发展成影响深远、动人心魄的维权运动，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此采访了多名站在中国维权活动第一线的人士，为您制作了四集特别报道《中国的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下面是这个特别报道的第二集。
第二集：维权者的抗争之路
中国维权活动的发展离不开民众的参与和代表性人物的努力。而这些维权者个人或团体的遭遇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维权抗争之路充满的艰辛坎坷。为海内外所瞩目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女士和她所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就是其中一例。从八九年六四事件后至今，面对当局的压制阻挠，她和其他难属家庭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为着正义和真相，四处奔走，抗争呐喊，并努力使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断扩大。这十七年间，她们的努力在国际上获得尊敬和道义上的同情支持，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在中国国内，却不断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骚扰，甚至连基本的通信、言论自由也常被剥夺。丁子霖说，在种种逆境之中，是人类母爱的天性给了她力量，使她能够坚持不懈。
“我没有很动人很高深的理念，最早促使我站出来和大家一起 来讨回公道、来说出真相的是一种母爱的力量。我个人所做的一切只能说母爱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想这是一种做人的天性、做母亲的天性。我就是一种难忍的伤者之痛,一种母爱。 我想不仅是我一个人,其他母亲也是一样。”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参与者，几乎都是六四血案的直接受害者家属。其它的的维权活动中，参与者主体也同样是权益遭到政府或强势利益集团侵害的直接受害人。他们中有些人为维权付出的代价甚至包括自己的宝贵生命。如广东汕尾东洲血案中，维权农民被军警开枪射杀，维权农民代表被政府逮捕判刑。与此同时，在越来越多的维权活动中，也能看到为正义和理念所驱而投身维权运动的人士。他们原先并非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人，而当他们涉入维权活动后，来自政府方面的不断骚扰打压，使他们也成为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刘青以替上海被拆迁户打官司的上海律师郑恩宠的遭遇为例说：
“比如说上海的律师郑恩宠, 他开始维权运动很早，在律师方面他是走在前面的。但是也正是因此他被上海政府恨之入骨,对他进行了完全莫须有的栽赃陷害，硬把在上海街头散发的一份有关房屋问题的报道说成是国家机密, 并因此将郑恩宠判了徒刑。”
我没有很动人很高深的理念，最早促使我站出来和大家一起来讨回公道、来说出真相的是一种母爱的力量。
郑恩宠的例子并不孤立。在广东太石村村民选举维权活动中，政府调集军警武装阻挠。而多次深入太石村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艾晓明、郭飞熊、姚立法等人，就频繁地遭受警方的跟踪监视骚扰恐吓，甚至殴打。郭飞熊说：
“今天中国的专制集团已经把维权正式确认为头号敌人，他们现在对我们已经是歇斯底里了。把我们抓来怕我们成为道义英雄,不抓又怕老百姓接近我们，他们处在这样的两难困境里最后只好走向黑社会流氓的道路。按照一般的做法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包括我们挨打；我门受到这些骚扰；到派出所到法院全都不受理；没有任何可行的司法渠道能够救济我们的权利。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舆论上揭露他们。我相信未来维权运动会诞生一种社会力量, 能够反过来对这种严重越界的行为进行司法追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把法轮功宣布为邪教，练习者遭受残酷迫害，而为法轮功练习者仗义执言的维权活动也成为政府打击的重点。其中，最早为法轮功练习者辩护的人权律师之一郭国汀被逼无奈走出国门，流落他乡；他说：
“到今天为止，中共这种不讲法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郑恩宠被抓被判刑的整个过程全是非法行为，那么对我也是非法行为: 随便搞个罪名来搜查、监控、软禁, 整个社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特务社会, 一个警察社会, 每一个人的人权都丝毫没有保障。郑恩宠在被判刑之前被监控了两年，我也被监控了两年我相信高智晟站出来为法轮功辩护后也被监控，现在中国所有的人权律师都是被监控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完全非法而且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当时是一个执业这么多年的律师在法律圈内我是相当有知名度的律师他们都敢对我这么做你想想对一般的人他们敢怎么做？所以后来我更能够理解那些长期上访户他们受到的苦难要比我大的多严重的多，但是他们已经是毫无指望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不过，郭国汀虽然被逼迫出国，但在为饱受冤屈的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事业上，他并不孤立。同时期本着良心道义从事维权活动的还有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莫少平、高智晟等等。其中，高智晟律师在对法轮功练习者的遭遇进行实地深入调查后，三次向中国领导人发出公开信，要求为法轮功正名，为法轮功学员平反，对受迫害者赔偿道歉，对凶手依法惩处。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屡遭辱骂殴打、威胁恐吓，甚至暗杀，全天候被跟踪监视，律师事务所被停业一年。高智晟对此无怨无悔，他说：
“我们今天所做的并非是为了宏大的正义价值, 而是为了维护仅仅是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我们需要向外部世界尤其也要向统治者用这种悲壮的方式证明, 我们是人，我们要象人一样地活着。这样的要求原本是何等的低, 但是却不被统治者所接受的。今天的这种维权我不认为自己是一种勇气呀智慧等, 我认为这只是人的正常本能，而且我们的抗争没有逾越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我们的抗争始终是文明的、和平的、理性的和符合现代法的精神的, 而这些又是中共反动统治天然的敌人, 这就必然引发我们之间的这种碰撞。”
面对中国的打压，维权者不但没有停止维权活动，反而使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今年年初，在郭飞熊再广东再次被殴打并遭到警方的监视和软禁时，高智晟律师在北京发起维权绝食接力活动，并表示，只要当局不停止对合法维权者的非法拘禁和迫害，绝食活动就将持续下去。这一维权活动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全球各地均有人或团体表示声援。高智晟说：
“我们最初发起的时候是有些声势, 从广泛程度；从中国大陆内包括国外的这种参与的区域的广泛程度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两个原因导致我们最终做了一些收缩：一个是时机问题, 另外一个中共对这样的和平的精神抗争的打压, 在自己家里饿肚子的这种抗争他也是毫无底线的,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绑架、抓捕、殴打一系列的残暴事件。基于这样的原因, 我们为了不让更多的人承受这些, 我们做了一个收缩性的调整, 同时也向外部世界和残暴的统治者证明我们这样的维权运动是适度的，同时是可控的, 是随时可以放大和收缩的。”
目前，维权接力活动仍在进行，并由最初的志愿者自发在家中绝食，发展过渡到每周固定七人轮流绝食。实际上，郑恩宠，高智晟，郭飞熊等维权者受迫害的遭遇在中国早已不算什么新闻，外界媒体对此也多有报道。从事法律工作多年、熟知中国司法内幕的郭国汀律师回顾自己多年的维权经历和感受时说：
“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没有法律、没有法制也没有司法正义和司法公正。我对它的评价对它的评论全部都是否定的，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一切都是制度造成的。中国不是一个法制社会，中国没有法律, 那个法律都是可长可断可左可右可有可无的东西你说什么叫法律？所以共产党最终会败在他自己手上, 是他自己把自己弄死的。还有第二点就是在中国没有自由, 没有这种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我们今天所做的并非是为了宏大的正义价值, 而是为了维护仅仅是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我们需要向外部世界尤其也要向统治者用这种悲壮的方式证明, 我们是人，我们要象人一样地活着。
那么，在如此恶劣的维权环境下，驱使中国国内的维权者奋不顾身投入维权活动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通过互联网站维护人权、传播六四真相的四川成都天网网站负责人黄琦，曾为他所从事的人道事业而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牢五年，他在谈到自己成为民间维权人士的经历时感慨道：
“有时看到受害者对于我来讲就更会关心他们, 强者欺压弱者自然而然会站在弱者一边和强者对抗，这样一种性格与生俱来。很多次对抗成功了, 人都是从成功走向成功的，每一次小的成功把胆量搞大, 就又去进行更大的冲撞, 最后就走入班房这样一个结局。按照毛泽东的话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要走这条路肯定是要坐牢的。”
现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权律师郭国汀最初从事海事商务法律工作。当政治异议和法轮功先后在中国成为禁区、屡遭严厉打压之时，郭国汀以及另外数名律师率先开始把工作转向为政治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进行辩护，并成为著名的人权律师。他说：
“当时实际上我最愿意介入的是为政治犯辩护，为言论自由这方面的人辩护，因为我比较了解这些人, 他们都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 是放弃自己的一切的利益完全奉献的人, 而他们被当局追究的时候往往没有律师敢出来为他们辩护，即使有为他们辩护的人也都是不痛不痒地来辩护。那么从我个人来讲我历来对这些政治人士比较敬重，我认为他们在为国家牺牲为什么没有律师来为他们做强有力的抗辩呢？所以这就是我站出来的第一个动机。后来逐渐地发展扩展到为信仰自由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为其他一些劳工以及拆迁户等辩护。这些都是附带的, 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立志人权律师主要就是为政治犯辩护。”
司法不公与黑暗，侵害到中国每个个体公民。在农村，受国家歧视性政策以及教育程度等的影响，农民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牺牲品。包括郭飞熊在内的一些法律工作者和社会活动人士选择为失地农民的权益抗争，有着出于他们内心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与同情。郭飞熊说：
“在今天农民是最大多数的人群，我国有九亿农民, 他们的权益在这个社会里面受侵害最厉害, 因为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我自己小的时候就是农民, 自我认同也是个农民，我对他们不仅是有理性认识而且是有感情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为这一大多数人群服务，应该做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中国的农民决定中国的未来，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推动中国民主的话应该首抓农民问题。”
除此之外，在中国的言论自由、爱滋病人权益保护等各种领域，也都活跃着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维权人士的身影；虽然他们投身于维权活动的缘由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以个人的遭遇见证着中国公民社会和维权运动缓慢艰难的发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的四集特别报道的第二集，维权者的抗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