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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月份的中国《炎黄春秋》月刊，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长文，强调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议。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文章对传统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挑战，认为中国应该走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此文一出，中国理论界的左派人士以及部分退休党政官员的群起攻之，中国官方媒体也发文表示反对。但是，《炎黄春秋》杂志似乎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本台记者打电话给《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了解有关情况：
记者：《炎黄春秋》发表有关文章之后，是不是受到了左派的一些反对意见？ 吴思：是的。民间左派开了五次批判会了。
记者：中央领导是不是也给你们施加了压力？ 吴思：没有。没有官方的反应。
吴思说，谢韬给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下的定义有四个要点：“第一点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中国现在已经是这样了。第二个特点是，社会市场经济。中国现在也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至少是在往这个方向不断完善。第三个特征是，福利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现在正在建立之中，已经在城市大规模地展开了，并且正在向农村展开。这也是正在实现、而且即将实现的东西。从前三点来说，现在正在往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方向走。问题不是，是不是可以，而是正在进行之中。第四个特点是，政治体制的民主。如果按照第四个特征来说，至少在口头上，官方并没有说不往那儿走。是要往那儿走的，只不过具体的动作，可能有的人觉得走得太慢了。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是这个方向也没有人反对，包括左派也并不反对。所以，从这四个特征来说，中国要往那儿走，好像不是一个有争议的大问题。”
《炎黄春秋》杂志曾经刊登有关中国文革和反右题材的文章，他们为什么敢于触及这些政治敏感话题，吴思对此表示，“首先是纯历史类的东西。登这些东西是免不了的。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有特权。像其它的历史类的杂志，比如《百年潮》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刊物，也会涉及到文革、涉及到右派。不是完全地绝不能碰。只是尺寸尺度的问题。尽量地说事，议论少一点就行了。”
记者：其它有些刊物登了这些东西好像被停了，编辑被撤职了。 吴思：我们分寸掌握得比较好。另外，我们有一些老先生也都是内部人。
《炎黄春秋》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中国理论界的左派人士攻击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但他们也没有提供任何其他选择：“有根本性反对意见，或者是反对意见比较大的是，中国是不是要搞私有制。但是，按照左派的说法，要坚持公有制前一段大规模的试验、毛泽东时代的试验，弊病百出，如何解决？他们也没有一个好的替代方案。所以我觉得左派他们也不能说要回到完全的公有制、更准确地说是官有制。主张这么强的左派也极少。”
杭州的独立新闻工作者昝爱宗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走上不归之路，市场经济体制已深入人心，中国理论界左派人士再挑起“姓资”、“姓社”的论争，已经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官方这次没有查封处分《炎黄春秋》杂志，反应相对低调，昝爱宗认为，这反映出中国领导层不愿意过多纠缠于理论上的左右之争，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这类争论越演越烈，可能威胁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它现在无暇顾及左右之争。它怕争来争去就争出来一些对政府的不满。我们经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它现在就是尽量不提意识形态。你要是提革命那一派也不好。因为现在中国是贫富两极分化。穷的太穷，富的太富。而且好些富人是建立在欺压穷人的基础上的。如果歌颂共产党赖以起家的革命理论，往往会产生新的共产党，也就是以前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的共产党。这更将危害社会。”
昝爱宗指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政府新闻监管部门仍然严格控制媒体公开发表对文革、反右运动历史的研究，以及讨论政治改革等问题。与此同时，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士也深谙其中的尺度，不到关键时候不会轻易越过官方的“警戒线”。
以上是本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