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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华裔教授叶文心（WEN-HSIN YEH），最近创下了两个“第一”：她既是该校东亚研究所的第一位华裔所长，也是该所第一位女性所长。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叶文心教授，涉及到她的事业、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下面是含青对叶教授专访的第七部分。
在上次的节目中，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谈到，虽然丈夫是高科技出身，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教授，一个是互联网专家，但他们逐渐在知识方面开始有共同倾向，不过叶教授接着笑称，她与丈夫的共同语言多了之后，特别是丈夫对文史发生兴趣，也未尝是一件好事，叶教授说：
“他看了几本历史书之后，就开始高谈阔论，说这在历史上是怎么怎么回事。我就觉得我又陷入了跟我儿子的一种情况，我就说：我当了历史系教授30多年，你那本书只不过看了3天，为什么你觉得你的道理是对的，我的道理是不对的呢？我们在家每日进行辩论，越来越热闹。”
叶教授说，她和丈夫之间经常就各种问题进行争论，再加上学哲学的儿子，叶教授说，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趣事很多：
“有一天我们三人，先生开车，儿子在前头，我坐后头，我们去滑雪，四个多小时的路程。他们两个就开始辩论资本主义与世界的贫穷问题，我做裁判，只要注意他们父子不至于辩论得过于激烈，这样也是很热闹的。”
叶教授说，象许多家庭一样，她和丈夫之间也有吵架的时候，但即使吵架，也是幽默的。
不久前，叶文心教授最新的英文学术专著《上海繁华》（SHANGHAI SPLENDOR）出版，作为知名的华裔历史学者，叶文心教授近年的研究重点有很大一部分放在上海都会文化。《上海繁华》是她的第三本英文学术专著，探讨了自鸦片战争起一百年间上海社会的变化，以及升斗小民在历史浪潮中的角色。任教之余研究写作，叶教授说，这本书几乎花了她10年的心血，谈到写作初衷，叶教授说：
“这本书从学术上看上海，是要了解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化的一个重要城市。从个人情况看，我母亲是上海生，也是大学毕业的。她四九以后离开上海，可我常听她说上海如何如何，所以我对上海充满了好奇。到了80年代，我第一回到上海，在上海档案馆做研究，部分原因是我母亲的缘故，所以我对上海有特别的兴趣，我就进行上海研究。”
叶教授说，她在研究中发现，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与20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有相近之处：
“49年之后，许多上海的企业，比如说电影业、纺织业、银行业、金融业，有的搬到香港去，有的搬到台北，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有相当的传承。尤其是我公、婆是上海人，他们是在上海认识，抗战的时候在上海结婚。我公公当年在上海从事的就是纺织业，所以，前前后后有相当的传承。至于从学术角度上来说，有许许多多其他学者的著作都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抗战以后的上海，以及民国以后的上海，都是近代中国转变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同时是转变近代中国的这种力量的来源。”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叶教授说，她对上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叶教授说，她经常去上海作研究，眼看着上海从1949年前的景况到今天发生的变化，她说：
“第一次到浦东发展新区去参观访问的时候，看到只是玻璃柜里的一个模型，外面一个房子都没有。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过去20年来常常不时到上海参观访问，和上海的同行进行学术研究，眼看着上海在二十世纪的下半期，就是最后的的20年，经历了如此大的转变，所以上海繁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在结束采访之前，记者请叶文心教授对中国大陆的听众讲几句话，叶教授说：
“我公公婆婆都不是政治意识或者社会意识很强的人，可是今天他们往往在不同的场合里面都会说，今天确实中国人开始扬眉吐气了。我们当然可以有争议说，中国人今天是不是在每一个角度都可以扬眉吐气？可是从总的角度讲，鸦片战争150年以后，今天能够走到这个地步，无论从中国历史的大的格局，甚至是从世界历史的大的格局上，我们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型的一个时刻，我不敢对中国听众做一个全面性的发言，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海外的中国人，今天作为中国人，是我们把握历史时机，重新找到我们文化上的一些创意，以及更新的这种生机跟源头的时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