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叶文心教授(七)

200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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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华裔教授叶文心(WEN-HSIN YEH),最近创下了两个“第一”:她既是该校东亚研究所的第一位华裔所长,也是该所第一位女性所长。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叶文心教授,涉及到她的事业、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下面是含青对叶教授专访的第七部分。

在上次的节目中,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谈到,虽然丈夫是高科技出身,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教授,一个是互联网专家,但他们逐渐在知识方面开始有共同倾向,不过叶教授接着笑称,她与丈夫的共同语言多了之后,特别是丈夫对文史发生兴趣,也未尝是一件好事,叶教授说:

“他看了几本历史书之后,就开始高谈阔论,说这在历史上是怎么怎么回事。我就觉得我又陷入了跟我儿子的一种情况,我就说:我当了历史系教授30多年,你那本书只不过看了3天,为什么你觉得你的道理是对的,我的道理是不对的呢?我们在家每日进行辩论,越来越热闹。”

叶教授说,她和丈夫之间经常就各种问题进行争论,再加上学哲学的儿子,叶教授说,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趣事很多:

“有一天我们三人,先生开车,儿子在前头,我坐后头,我们去滑雪,四个多小时的路程。他们两个就开始辩论资本主义与世界的贫穷问题,我做裁判,只要注意他们父子不至于辩论得过于激烈,这样也是很热闹的。”

叶教授说,象许多家庭一样,她和丈夫之间也有吵架的时候,但即使吵架,也是幽默的。

不久前,叶文心教授最新的英文学术专著《上海繁华》(SHANGHAI SPLENDOR)出版,作为知名的华裔历史学者,叶文心教授近年的研究重点有很大一部分放在上海都会文化。《上海繁华》是她的第三本英文学术专著,探讨了自鸦片战争起一百年间上海社会的变化,以及升斗小民在历史浪潮中的角色。任教之余研究写作,叶教授说,这本书几乎花了她10年的心血,谈到写作初衷,叶教授说:

“这本书从学术上看上海,是要了解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化的一个重要城市。从个人情况看,我母亲是上海生,也是大学毕业的。她四九以后离开上海,可我常听她说上海如何如何,所以我对上海充满了好奇。到了80年代,我第一回到上海,在上海档案馆做研究,部分原因是我母亲的缘故,所以我对上海有特别的兴趣,我就进行上海研究。”

叶教授说,她在研究中发现,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与20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有相近之处:

“49年之后,许多上海的企业,比如说电影业、纺织业、银行业、金融业,有的搬到香港去,有的搬到台北,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有相当的传承。尤其是我公、婆是上海人,他们是在上海认识,抗战的时候在上海结婚。我公公当年在上海从事的就是纺织业,所以,前前后后有相当的传承。至于从学术角度上来说,有许许多多其他学者的著作都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抗战以后的上海,以及民国以后的上海,都是近代中国转变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同时是转变近代中国的这种力量的来源。”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叶教授说,她对上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叶教授说,她经常去上海作研究,眼看着上海从1949年前的景况到今天发生的变化,她说:

“第一次到浦东发展新区去参观访问的时候,看到只是玻璃柜里的一个模型,外面一个房子都没有。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过去20年来常常不时到上海参观访问,和上海的同行进行学术研究,眼看着上海在二十世纪的下半期,就是最后的的20年,经历了如此大的转变,所以上海繁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在结束采访之前,记者请叶文心教授对中国大陆的听众讲几句话,叶教授说:

“我公公婆婆都不是政治意识或者社会意识很强的人,可是今天他们往往在不同的场合里面都会说,今天确实中国人开始扬眉吐气了。我们当然可以有争议说,中国人今天是不是在每一个角度都可以扬眉吐气?可是从总的角度讲,鸦片战争150年以后,今天能够走到这个地步,无论从中国历史的大的格局,甚至是从世界历史的大的格局上,我们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型的一个时刻,我不敢对中国听众做一个全面性的发言,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海外的中国人,今天作为中国人,是我们把握历史时机,重新找到我们文化上的一些创意,以及更新的这种生机跟源头的时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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