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权势的中国大律师张思之

200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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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司法不独立的现实中,却有一位律师被广泛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黑铁时代的黄金”;有人评价他“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这位与众不同的律师就是刚刚庆祝完八十大寿的张思之先生。但是,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总结自己的律师职业生涯时却说“没有建树,问心有愧”。下面是申铧的采访报道。

如今关注中国政局的人对“维权律师”这个词耳熟能详。这个词最近几年才出现。其实,早在1990年代,甚至1980年代,中国就已出现了一位敢于坚持正义、不向权势低头的律师,他就是张思之先生。张思之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恢复律师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律师之一,曾是北京律师协会付会长,《中国律师》杂志的创办人。

1980年,张思之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李作鹏作辩护律师。张思之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当时中国司法部对辩护工作有严格的指导原则:一是不能涉及案子的定性,二是不能碰事实。但是,在当时中国政治仍然处于极左状态的情况下,张思之却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原则去做:

“事实方面我们还是要讲的,比如说李作鹏南下广州成立所谓第二个中央,这个事情我们就否掉了。比如说李作彭要谋杀毛泽东这我们也否掉了。”

尽管张思之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最后李作鹏还是被判了17年徒刑。

张思之所经办的案件中,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大兴安岭火案”。1987年5月,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损失巨大。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被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张思之为他作了无罪辩护。他在法庭上的辩论引来观众阵阵掌声,还有群众呼喊“人民律师万岁!”但是,最后庄学义还是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不过,这一判决已于去年被推翻。张思之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他的最终胜利是因为他用事实说话,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我们做的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是得民心的,所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老百姓想的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的想法能到老百姓的欢呼雀跃呢?因为这个人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好官,一个清或者说是一个好人。”

张思之另一个敢为人之所不为的举动是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从1990年代到现在,他为中国知名的所谓的“政治犯”魏京生、王军涛、鲍彤、高瑜以及维权律师郑恩宠等作过无罪辩护。1995年,直言批评政府的魏京生被中国政府指控犯有“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张思之承受各方的压力,为他作了无罪辩护。魏京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张思之是一个非常坚持正义的人:

“他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很公正的判断,不是说为你辩护就完全倾向你,而总是在一种公平的角度上看问题。”

不仅仅魏京生认为张思之是坚持正义的人。北京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说张思之已经达到一种常人达不到的境界:

“张老师从来不考虑律师费的收益和风险的有无,完全就是从该不该做的一个角度去考虑。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不需要考虑是非之外任何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评价张思之时也说“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张思之在谈到他为什么有如此的勇气时说, 全是信念给他以力量:

“我觉得我在执业过程中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向强权低头。依法办事就完了嘛,为什么要向强权低头呢?这是我不能干的,我也不会干。这是信念问题。”

当被问到他自己如何总结几十年的律师生涯时,张思之的回答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没有建树,问心有愧。”

张思之继而解释了他为什么觉得“问心有愧”。他说,1979年他出任北京律师协会付会长,主管业务工作。他说,他本应该在争取律师独立办案方面做些工作,但是他当时没有做,现在感到很遗撼:

“我就很佩服湖南岳阳律师协会的那些朋友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在1987年,他们召开一个常务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岳阳检察院对待律师的不公待遇,他们决议从今天开始全体律师不再办刑事辩护案件。我当时就没有这个胆识和魄力。”

张思之说,中国司法不独立是他最痛心的问题。他说,一党专制不改变,司法独立就不可能。不过他说,这不意味着现在人们不能一步步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主张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扎扎实实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个别的诉案去推动、去影响这些法官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张思之现在虽已退休,却仍然关注着中国法律界的新发展,尤其是维权运动的发展。他认为,现在的维权运动还处于混乱时期,还没有在原则方面达成共识,尤其是维权的目标还不清楚.

张思之对某些人把维权活动“私欲化”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只有在弄清了维权运动的发展方向之后,维权运动才能健康发展。

北京律师浦志强一直把张思之视为律师的楷模。他说他深感张思之说自己“没有建树,问心有愧”时的无奈,他说,这也是对像他这样的晚辈律师的激励:

“应该说张老师的这种评价是给他自己的,更是给中国所有的律师的。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对子孙和前辈交待我们这一代在这样一种社会矛盾无比激烈,这么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群体为社会做了什么?这句话是张老师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但更是对我们这些后辈律师的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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