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改与公众参与听证会

200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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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就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中国公众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诉求等问题举行听证会。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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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镇的村民选举。2001年9月5日法新社照片

星期一的听证会是以圆桌会议的方式进行的。有三位学者分别就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中国官方有限度的改革,以及中国发生实质性变革的可能性发表了看法,他们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梅瑞尔-戈德曼,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另一位教授约瑟夫-弗斯密斯,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的亚洲基金会驻北京代表谢钢先生。

在听证会上首先作证的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梅瑞尔-戈德曼,她发言的重点是中国社会基层的政改问题. 戈德曼认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突飞猛进, 中国的政改虽然远远赶不上经济改革,但在某些领域也有所进展.比如,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不能超过两届,也就是10年。这一决定给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力转换奠定了基础. 另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试点进行村长和村委会民主选举,到了21世纪,村政府民主选举的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而且中国城市的一些居委会和一些乡镇政府都举行过差额选举。

戈德曼指出,在后毛泽东时代,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推动政治改革, 往往和工人联合来。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学生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和中国的工人与农民共同组建了中国民主党。戈德曼还指出,中国工人农民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她叙述了她最近在西安大雁塔所见到的农民 示威的一个场景,

“西安的大雁塔是很多人去过的地方, 我在那里见到因为征地补偿费不足而举行示威的农民,他们高举”还我土地”, “我们要生存”的标语.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迹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在逐渐消失,他们正在为争取政治权益而联合起来。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会自下而上,从中国的基层社会开始,这是我对中国政治改革持乐观态度的原因.”

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另一位教授约瑟夫-弗斯密斯在听证会上就中国地方政改问题作证。他指出,中国的非政府机构和工商联合会正在地方政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弗斯密斯教授以浙江温州的工商联合会为例说,

“ 中国党政与社会的关系出现相互调节的一个例子是温州的工商联合会正在对地方政府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比如温州的皮鞋工商联本来是一个管理皮鞋行业质量问题的非政府机构, 但他们在制定10年发展规划的时候, 与官方的人大及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一起, 多次与各社会阶层代表举行民主恳谈会, 与一百四十多名企业家一起, 就当地的经济发展提出了54项议案, 他们的一些议案后来被地方政府采纳.”

总部设在美国的亚洲基金会驻北京代表谢钢在听证会上主要介绍了中国乡政府的政改问题,他指出,中国乡政府的税收是农村各种纷争的主要原因,农民最头疼的问题是乡干部的腐败,

“ 绝大多数乡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金不足,百分之70的乡政府都负债,由于乡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是上级政府的延伸,因此人员臃肿。国家在减免农业税后,乡政府的收入少了,入不敷出。但要减少人员又怕加剧社会矛盾,裁减下来的乡政府官员也会成为上访大军的新成员。目前中国乡政府还找不到自己的 出路.”

亚洲基金会驻北京代表谢钢说,中国中央政府目前的乡村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政改问题,乡政府已经不能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中央的政策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他认为, 中国农村的政改应该从改革乡政府入手.

以上是本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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