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方政改與公衆參與聽證會


200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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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中國委員會就中國地方政府的改革,與中國公衆不斷增強的政治參與訴求等問題舉行聽證會。下面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的採訪報道。

周莊鎮的村民選舉。2001年9月5日法新社照片

星期一的聽證會是以圓桌會議的方式進行的。有三位學者分別就中國大陸民衆的政治參與訴求,中國官方有限度的改革,以及中國發生實質性變革的可能性發表了看法,他們是美國波士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梅瑞爾-戈德曼,波士頓大學歷史系另一位教授約瑟夫-弗斯密斯,以及總部設在美國的亞洲基金會駐北京代表謝鋼先生。

在聽證會上首先作證的是美國波士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梅瑞爾-戈德曼,她發言的重點是中國社會基層的政改問題. 戈德曼認爲,過去20年,中國經濟改革突飛猛進, 中國的政改雖然遠遠趕不上經濟改革,但在某些領域也有所進展.比如,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任期不能超過兩屆,也就是10年。這一決定給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權力轉換奠定了基礎. 另外,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就試點進行村長和村委會民主選舉,到了21世紀,村政府民主選舉的普及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而且中國城市的一些居委會和一些鄉鎮政府都舉行過差額選舉。

戈德曼指出,在後毛澤東時代, 中國知識分子爲了推動政治改革, 往往和工人聯合來。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被鎮壓之後,學生運動的一些領導人和中國的工人與農民共同組建了中國民主黨。戈德曼還指出,中國工人農民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她敘述了她最近在西安大雁塔所見到的農民 示威的一個場景,

“西安的大雁塔是很多人去過的地方, 我在那裏見到因爲徵地補償費不足而舉行示威的農民,他們高舉”還我土地”, “我們要生存”的標語.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新跡象。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和農民與工人之間的界限在逐漸消失,他們正在爲爭取政治權益而聯合起來。我認爲,中國的政治改革將會自下而上,從中國的基層社會開始,這是我對中國政治改革持樂觀態度的原因.”

美國波士頓大學歷史系另一位教授約瑟夫-弗斯密斯在聽證會上就中國地方政改問題作證。他指出,中國的非政府機構和工商聯合會正在地方政府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弗斯密斯教授以浙江溫州的工商聯合會爲例說,

“ 中國黨政與社會的關係出現相互調節的一個例子是溫州的工商聯合會正在對地方政府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比如溫州的皮鞋工商聯本來是一個管理皮鞋行業質量問題的非政府機構, 但他們在制定10年發展規劃的時候, 與官方的人大及政府經濟計劃委員會一起, 多次與各社會階層代表舉行民主懇談會, 與一百四十多名企業家一起, 就當地的經濟發展提出了54項議案, 他們的一些議案後來被地方政府採納.”

總部設在美國的亞洲基金會駐北京代表謝鋼在聽證會上主要介紹了中國鄉政府的政改問題,他指出,中國鄉政府的稅收是農村各種紛爭的主要原因,農民最頭疼的問題是鄉幹部的腐敗,

“ 絕大多數鄉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資金不足,百分之70的鄉政府都負債,由於鄉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是上級政府的延伸,因此人員臃腫。國家在減免農業稅後,鄉政府的收入少了,入不敷出。但要減少人員又怕加劇社會矛盾,裁減下來的鄉政府官員也會成爲上訪大軍的新成員。目前中國鄉政府還找不到自己的 出路.”

亞洲基金會駐北京代表謝鋼說,中國中央政府目前的鄉村政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政改問題,鄉政府已經不能充分發揮政府的職能。中央的政策不能得到很好的執行。他認爲, 中國農村的政改應該從改革鄉政府入手.

以上是本臺記者高山的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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