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演變


2005.05.20 00:00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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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知識份子長期以來有體制內和體制外之分。然而近兩年,體制內外的知識份子似有相互接近、相互融合的趨勢。就這個新的趨勢,本臺記者吳晶對跨越體制內外的活躍知識份子、成都大學法律系講師王怡,進行了訪談。下面是吳晶的報道。

體制內外知識分子的鴻溝和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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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校園 (法新社照片)

中國知識分子不乏憂國憂民之士。但是由於身處體制內外的不同,這些知識分子在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公共話語權、人際關係甚至人身安全等許多方面,都有着極大的差別。王怡說,

“ 在幾年前,中國的所謂體制內、體制外也曾經是一個有很大爭論的概念:誰是體制內、誰是體制外,或者說誰是官方的誰是民間的。”

誰是體制內知識分子?無論是依附當朝權貴、大紅大紫,還是既擁護主旋律也鍼砭時弊,體制內知識份子的共同之處就是他們都在官方的文化教育或研究部門任職,可以在主流媒體上發表,在大專院校授課,就公共政策發言。而和他們相反,體制外的知識份子大多散佈在民間,以批判社會、鼓吹變革爲使命。他們的言論較爲激進,職業經常和“知識”無關,而僅僅作爲謀生的手段,不少人的地位甚至處於社會邊緣。在成都大學教書的王怡談到體制外知識分子說,

以前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叫做體制外的,甚至是屬於打入另冊的,叫做異議分子,他從來就不可能在傳統媒體上發表任何東西。

“以前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叫做體制外的,甚至是屬於打入另冊的,叫做異議分子,他從來就不可能在傳統媒體上發表任何東西。”

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知識份子,在較長時間裏,他們不僅界限分明、老死不相往來,甚至還存在着一定的相互鄙視和排斥,以至於都儘量避免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 例如劉曉波,以前體制內這些人他都認識。但是他出來之後很多年,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即使在人際上都是相互冷漠的。在同一個場合出現,對體制內的知識份子來講,內心都是有忌諱的。”

“(原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互相都不願意被歸納到對方去。體制內的被歸納到對方去就意味着你可能會喪失發言權;而且也不願意被扣上激進的帽子,激進就顯得沒有理性。體制外的被歸到裏面就好像被招安了)被招安了。對,在評價上會感覺到一種羞恥。”

而體制外的知識份子也不屑於和體制內的爲伍,看不上他們因爲害怕脫離社會主流,喪失公共發言權,所以一味地維護體制、附庸當局。

“而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呢,我們普遍對他有個批評,說他非常犬儒化。他會自我保護,會繞開很多問題,不管是在觀念表達上或是人際交往上,他會有意的跟前一個羣體之間劃一個非常明顯的界限。”

從內向外超越體制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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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系系主任文志英教授在系大樓外 (法新社照片)

雖然大致的格局是這樣,可其實不少知識分子對於自己究竟應該站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內心仍然有着一番掙扎。他們既想能像體制外的人士那樣,更鮮明徹底、痛快淋漓地表達觀點,又怕因此受到封殺而乾脆失去公共發言權。在成都大學教授法律的王怡雖然身在體制之內,但又不甘在公共發言中受到限制。因爲不甘,他在網絡上的發言果然受到當局的封殺。

“我自己明確希望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參與一些評論。包括我做網站和網刊,都是嘗試。”

“我當時在世紀沙龍短暫地作過版主。那一年三月份去作版主,到五一勞動節我組織了關於下崗工人和工人階級狀況的一組文章,其中有我自己的一篇文章叫做《背信棄義是怎樣合法的》。這組文章當時發到世紀沙龍之後又引起了麻煩,有關部門就叫世紀沙龍不能讓我在那裏作版主了。”

2002年,王怡又跟人合辦網上論壇,但是因爲論壇大膽敢言而遭到反覆關閉。

“後來又合作,做一個叫“憲政論衡”的論壇,一直到現在。“憲政論衡”是一個專門關注憲政理論和中國憲政轉型的學術性的思想論壇。在海內外相關的人羣裏有較高的影響。這是在02年六月做起來的,直到今天“憲政論衡”已經被關閉了有10次。”

思想的激情衝撞體制的藩籬,似乎就要越牆而出。王怡的言論尺度和表達方式已經到了體制可以容忍的邊緣,而越來越接近體制外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杜導斌因言獲罪的程度。

“去年以來我的言論尺度和表達方式似乎向着杜導斌先生的直白方式轉變。”

03年杜導斌被抓以後,我寫過一篇聲援他的文章說,像杜導斌那種直來直去的文體我是非常佩服的,因爲49年以後我們中國人沒有用那樣的口氣來說話。

“ 03年杜導斌被抓以後,我寫過一篇聲援他的文章說,像杜導斌那種直來直去的文體我是非常佩服的,因爲49年以後我們中國人沒有用那樣的口氣來說話。他是一種直白的表達。而我們長期都已經習慣了把自己的想法。。。比如說,知識分子可能會用一種理性的、邏輯的和學術的包裝來使自己在既有的語境下獲得最大化的表達,自己的安全也有一定的保護,所以是一種隱諱的表白。我當時的文章說,跟杜導斌比起來,我更接近於隱諱的表達,傳統知識分子。對這點在杜導斌坐牢以後我覺得挺慚愧的。”

而體制也在毫不客氣地對王怡進行着懲罰和封殺。

“去年底有一個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事件”。當時中宣部有一個六人封殺令,列舉的人裏面也有我的名字。我從02年開始,在網絡上的寫作就有一半進入到傳媒裏,在一些主流媒體上都開有專欄和評論。但是到去年年底中宣部的禁令出來以後,我從國內的刊物上基本就消失了,所有的專欄已經全部都取掉了。“

體制內外部在涇渭分明

可是近兩年,體制內外知識分子原本涇渭分明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起來,知識分子的格局出現了重新組合的趨勢。王怡認爲,這主要的是體制內知識分子異端的興起:

“尤其是03年以後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體制內的異端知識份子的興起。從身份上來講他在體制內,人家沒有完全把你踢出去,你自己也沒有完全放棄。比如說我現在也在高校裏。但是在體制內又成爲一個異端的知識分子。他的發言,他對公共事務的介入的尺度慢慢就跟幾年以前的異議知識分子的、民運人士的、被共產黨視爲反對力量的那些人的尺度都已經非常接近了。這是最近兩年非常重要的變化。”

體制內知識分子異端爲了堅守思想獨立,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我2003年的時候已經被取消了上課的資格,我已經被停課了一年半的時間,他不讓你上課。我當時是發一個基本工資,扣掉社保等一個月就兩三百塊錢。像我和焦國標這樣的還有一些。對體制內的異端,它就是用不讓你上課、停課的形式對你做處理。就是讓他去編教材不去上課。然後用1打擊你的經濟生活的能力,不讓你發稿呀,不讓你授課呀。但是關係讓你保留着。這種情況比較多。像北京青年教育學院的楊之柱先生,就是被長期踢到圖書館裏作管理員;南京的樊百華也是被踢到圖書館去。有人說他們是中國兩個最有名的圖書館管理員。成都西南民族大學的蕭雪慧也是非常有名的學者,89以後坐過牢。出來後也是一直留在學校裏但是一直不讓她上課。”

體制內異端知識份子,就是以這樣的代價不妥協地堅守獨立的立場。然而,他們能夠湧現和存活又和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的興起這一大的潮流密切相關。劃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體制內外、或在朝在野的界限正在逐漸模糊。一個新的知識份子的定義正在取而代之。這就是最近在中國學界和知識界炒得很熱的“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公共知識份子的興起,不僅爲體制內異端知識分子的崛起開闢了生存空間,同時也極大地擴展了全社會的言論空間。下面是吳晶就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況對成都大學法學系講師王怡訪談的第二部分。

維權運動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興起

2004年9月南方日報屬下的《南方人物週刊》推出了中國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份子50人名單,一時成?大陸知識界和新聞界的熱門話題。該刊物對「公共知識份子」的定義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以及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在列舉的50人中,包括很多公衆熟悉的知識界人士,像朱學勤、徐友漁、盧躍剛、茅於軾,以及網路公共知識份子王怡。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即明確又寬泛。他們不僅要理性、超然、獨立,秉持良知,並且還要兼具專業性、公共性和批判性;不僅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學有建樹之外,還要對公共事務發言。我們就舉大家熟悉的??波和余杰等?路作家,何清?、?桂棣和春桃等新???人?,丁子霖等人權活?人士,投入扶貧的經濟學者茅於軾,揭露薩斯病疫情真相的蔣彥永醫生,和揭開河南愛滋村內幕的高耀潔醫生等。正是因爲他們長期關注社會敏感議題、挑戰言論管制,不少人失去官方的庇護,有的人則乾脆站到了體制外。王怡說,

“比如余杰,有一個從體制內徹底到體制外的過程。像焦國標、茅於軾,法學界的賀衛方先生,他們都是在體制內,而且已經有比較高影響力。”

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名高望重,他們在法制、維權等方面率先秉公發言,極大地擴展了社會的言論空間。

“他們慢慢開始大膽說話,而且說話的尺度在近一兩年越來越厲害,已經開始接近於傳統的所謂異議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傾向。”

公共知識份子運動的興起,打破體制內外的界限,使身份各異、立場各異的中國知識份子相溝通,使維權活動、民主運動相呼應、也使海內外的中國思想者相融合。

“尤其是在03年,薩斯事件、孫志剛案件和一系列民間維權的案件和網絡公開信運動,海內外傳統的民運人士或異議人士,從人員到思想溝通到行動都跟國內思想論壇上的人羣都有非常明顯得相互融合相互溝通的過程。”

由恐懼、不屑到理解、尊重

這幾年慢慢的的確有所改變,主要的改變是在體制內知識分子這邊。他內心的恐懼感的確在慢慢降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整個社會的某些進步的表現。

“這幾年慢慢的的確有所改變,主要的改變是在體制內知識分子這邊。他內心的恐懼感的確在慢慢降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整個社會的某些進步的表現。”王怡講師說。

隨着知識和思想界這一格局的變化,原來的隔閡、冷漠和相互排斥也開始化解消融。特別是體制內知識分子開始重新認識和評價體制外者,由鄙視不屑到產生敬意。

“現在呢,像您剛纔說的內外的界限已經很模糊了,而且恐懼感消失了之後又相互交流了一下,也比較瞭解了,對對方的人格也比較尊重了。”

“對對對。就是在相互的評價上也出現了一種尊重。不像以前對對方都有一種道德評價或學術評價上的一種鄙視。”

體制內外知識分子之間隔膜的逐漸消融,從劉曉波遇到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

“曉波有一次在北京的萬聖書店碰到中央電視臺的一位著名主持人。主持人就過來和他打招呼,口氣像領導代表組織上一樣,說你這麼多年受苦了。這個是在以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這也是互相融合、走近的一個例子。我覺得我可以走近你,然後打個招呼。” “在公共領域就更是這樣。我們可以在一份公開信上一起簽名了,可以就某一個問題都寫文章發表意見了。”

角色不拘一格,都要人來扮演。

“(各人有各人的角色)對。這裏也有一個相互的尊重和理解,也包括這樣一個角色感。就是對對方所扮演的角色和在他的位置上所做出的貢獻和成就有一種尊重和理解。”

相同的舞臺,不同的角色

公共知識分子的大量湧現,也爲體制內異端知識分子擴大了生存的空間。王怡說,現在政府對體制內的異端是不到萬不得已不給徹底踢出去。

“體制內異端的興起,中共當局的處理方式也跟以前有所不同了。他對這些人基本上採取的一個態度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把你徹底地踢出去。而是打擊你經濟的生活能力,不讓你發稿呀、不讓你授課呀,但是關係給你保留着。”

最近王怡本人被學校又招回去教課。

“他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去年底一方面中宣部的封殺以後,我在國內公開的發表權基本上就被壓縮得沒有了,但同時學校讓我回去上課了。這是矛盾的信息。我估計他可能是不想把你逼得太死吧。”

能夠回去教課,當然是好事情。那麼,一般來說,秉持獨立的公共知識分子要不要付出一定代價留在體制內呢?

如果我給國內的一個刊物上寫專欄,那麼我的尺度和在網上寫文章是完全不一樣的,是要接受妥協的。

“對,這些年我們所謂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就是體現在,比如像你剛纔提到的這個問題說,我要不要保持我在高校裏的身份,或者我在公共空間、平面媒體的發言?如果我給國內的一個刊物上寫專欄,那麼我的尺度和在網上寫文章是完全不一樣的,是要接受妥協的。”

留在體制內就可以在刊物和傳統媒體上發表文章,但同時又必須付出代價。

“我自己也有這樣一個轉變。我以前特別不願意接受這個妥協。因爲我一開始就是在網上寫東西的,沒有經歷過在平面媒體上投稿的過程。”

即使本人可以忍痛接受妥協,王怡還是擔心,體制外的朋友會不會理解?

“如果你接受那樣一種妥協的話,其他的朋友們包括體制外的一些朋友,可能會有一些看法,覺得你那樣還不如不寫,有什麼意義呀,甚至包括在道義上就會對你有一些貶低的看法,這都是難免的。比如2002年我曾經給國內的21世紀經濟報道寫不署名的社評寫了一年半。寫的很多東西,很多朋友批評很大,說這個東西讓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去寫,你沒有必要去寫。但是我說,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寫出來可能就沒有我這個樣子。我來寫的話就可以寫的比他更前一點。但是這肯定又不如我自己在網上寫得那麼強。那麼,這值不值得去做?”

體制內外知識與思想界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寬容,使王怡擺脫了左右爲難的困境。

“ 我覺得這一二年來大家對此有了比較寬容的看法。比如我在國內公開媒體上能否發言,這是不是重要和必須?體制外的一些朋友,包括劉曉波這樣的都會說,我一定要這樣、不能放棄。大家相互之間都有這樣的理解了、平和一些了。”

結束語

過去毛澤東曾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語,強調中國知識份子與黨的依附關係。知識分子無一不苟活在黨的專政制度下、服務於政府體制中。後來,知識人羣分化爲體制內外的格局,體制外知識人士雖然獨立但卻極其孤獨。再後來,又出現體制內異端知識分子;到現在終於興起公共知?份子的潮流。再過幾年,還真難說是由中宣部到底還是公共知識分子領袖來主導中國的主流傳媒和公共輿論呢!

以上是本臺記者吳晶的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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