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在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公民权利也随之不断扩大。本台记者吴晶制作了共八集的系列节目“互联网和中国公民权利”。
近几年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疏远传统的新闻报刊，选择每天上网去看新闻。上集节目我们说到，互联网帮助中国公民打破官方信息封锁，扩大自己的知情权。而公民知情的前提又是信息开放。从上集节目我们已经了解中国政府对信息开放的态度，那么社会信息公布的另一大主体新闻媒体，又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公民的知情权呢？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网络媒体对传统新闻报刊的挑战和竞争，特别是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挑战。我们先说公信力挑战。
“ 其实互联网在推动媒体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人家报你不报，你就有压力。互联网说了，你不报，人家就会不看你了。”
“ 报纸都要受到读者这个上帝的制约。如果你在真实上发生问题了，读者会淘汰你。”
“ 随着网络开放程度的越来越大，纸媒体它一想我不报网络也要报，我不介入这个东西网络也要介入，它就采取打擦边球的模式向外报。”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扮演公民记者的角色。就是把他身边看到的事情，他认为好的、不好的都放在网上
刚才是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前《深圳青年报》副主编曹长青和作家、自由撰稿人刘晓波。
公信力是媒体的立足之本。早在互联网到来之前，中国的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就早已存在严重的公信力危机。一些网民这样评价：
“ 报纸广播和电视都有，但是他们的局限性比较大。”
这是福建一家杂志社的编辑：
“ (继续) 因为那些都是党委呀宣传部办的，一般都是正面宣传为主。”
“ 平面媒体它管得比较严，都是属于宣传系统、宣传部啊。”
这位呢，是公民舆论监督网站长李新德：
“ (继续) 每个媒体都有个婆婆在管着。虽然说现在是独立法人了，但是审查方面还是比较严。”
下面这位是打工者之声维权网站站长吴贤德：
“ 我看近期的报纸和杂志，上面写的是都千篇一律、没有反映社会现象的。”
宣传多、套话多、信息少，不反映社会真实。几位网友的话反映了一般民众对传统媒体的普遍看法。新闻界人士和专家学者更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中国的新闻报道存在的严重问题。香港记者麦燕庭指出，大陆官方报刊有意漏报重大社会新闻： “ 内地媒体受中宣部限制。。。其实漏报最多的就是政府。你拥有多少资料、你告诉了市民多少？有权力的人他肯定不会把所有的东西告诉你，他一定是把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告诉你、或是他希望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你。”
一个媒体它不能决定这一篇稿子用不用，上面如果说不能发，它就绝对不敢发。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自由度是零
曾在中国多家报纸作记者和编辑、现在法国从事新闻研究的安琪，披露中宣部对新闻报道的禁令：
“ 中央有规定，21个不能讲。失业问题不能讲、民工潮不能讲，电台连国外的罢工也不能讲。。。”
前《深圳法制报》记者、现在美国作研究的中国传媒问题专家何清涟，则披露中国传统报刊如何在官方的旨意下报假新闻：
“ 93年我在深圳，发生了一件8.5 大爆炸。给媒体下达的指示是，死亡人数的报道不能超过3个，财产的损失不能超过1千万元。我记得从现场带回来的照片中就有几十具尸体，但是那个死亡人数就3个。”
重大新闻的漏报、假报充斥报纸，传统报纸严重失信于民。安琪说：
“ 新闻它被剥夺了参政、舆论监督的核心功能，降为一种工具、一种任人唯用的工具，完全地败坏了新闻的公信力。”
专家们接着指出传统报纸公信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继续) 仍然是喉舌，仍然歌功颂德，人民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情权。
中国传统媒体对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对民众的热点话题避而不谈。新闻报道中的虚假中国常常成为人们的笑柄，哪有什么公信力可言？！与此相对照，网络媒体的登场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真实世界的中国。成都大学法律系教授、知名网络作家王怡说：
新闻它被剥夺了参政、舆论监督的核心功能，降为一种工具、一种任人唯用的工具，完全地败坏了新闻的公信力
“ 那个时候媒体上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裂。平面媒体上是一个中国，网络上又是一个中国。它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或者大家兴奋讨论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这两个世界之间不是联通的。网上言论的规模、影响力和它的激烈程度都已经非常非常高了。但是平面媒体完全是一片沉寂，没有人理这个事情。”
没有新闻自由，只能报道虚假的中国。这是中国媒体公信力低下的要害。前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说：
“ 一个媒体它不能决定这一篇稿子用不用，上面如果说不能发，它就绝对不敢发。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自由度是零。”
可是在互联网上，网络虚拟空间和虚名制使信息发布不易监控，信息开放和公民知情一时间在网上得到空前的体现。同时，互联网的草根性和平民化，使人人都有资格上网发布信息。每个网民都既是网络新闻的读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香港记者麦燕庭称这些网民为“网上公民记者”：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扮演公民记者的角色。就是把他身边看到的事情，他认为好的、不好的都放在网上，然后靠着互联网的速度把它带到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让大家进行评论。”
然而，尽管网络新闻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但在最初，“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官方报刊对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挑战，却并不把它放在眼里。网络作家王怡说：
“ 平面媒体确实有这个优越感。一方面它可能是有新闻方面的一些禁忌，它愿意报道但是不能报道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因素。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确有一个优越感。在那个时候呢，网络对平面媒体的冲击，那种对市场的、对利润的、对观念的冲击还不是特别明显。平面媒体认为，你的那个空间和我的这个空间比较起来，我这个市场跟你那个市场比较起来，我的这个要优越得多，我不一定要报道你那个东西。你在那里闹翻了天，根本不是我的世界里面的东西。”
然而，因为有网络公民记者的参与，互联网有闻必录、有事必登，连连首发重大新闻。网络新闻尤其擅长披露突发性和敏感性社会事件。2003年，互联网正是从这里对传统报刊发起正面挑战。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传统媒体都由于报道失利输给了网络。王怡说：
“ 到了03年的时候呢，萨斯和孙志刚的案件就非常明显地把这个冲击暴露出来了。”
前《深圳青年报》副主编曹长青指出：
“ 非典的报道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4个多月政府要求你新闻不要报道、不许报道，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中国形象，不报道。4个多月，这么一个重要的、在早期扑灭非典的宝贵时间，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几百家电视台、上万家杂志，都不报道。”
由于官方的消息封锁，非典疫情迅速蔓延，并向国际扩散。北京军医蒋彦永决心向全世界披露中国非典真相。他的文章首先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网站，随后在网上被争相转载。网络信息推动形成对中国政府的内外舆论压力。终于，中国的非典疫情正式公开，全民抗非典战役随之打响。
北京独立作家刘晓波谈到2003年另一件全国性重大事件、孙志刚事件。他说，对这一事件的披露、讨论和政策修改，都和互联网公共信息和言论空间密不可分：
“ 孙志刚事件在网上引起的反响特别大，呼吁呀、签名呀。最后导致一些法学博士、法学家，包括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对这件事给高层上书，施加压力。”
网络媒体另辟蹊径，以独特方式为公民提供真实信息。尽管有人质疑，在网络虚拟空间以虚名张贴的新闻不可靠、不真实，抨击网络散布虚假新闻，但经过近年一系列新闻报道的较量，网络媒体的真实性和公信力，大大超过传统媒体，成为传统报刊不可忽视的存在。正如网络作家王怡所说：
“ 他也有一种压力，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不管你是从道义上来讲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也好，还是说从商业利润上来考谅也好，你都不可能在有这么大社会影响的一件事情上坚持不发言。”
面对网络新媒体和报刊等传统媒体、读者何去何从？在中国走向新闻市场化之际，媒体的公信力就是产品信誉、读者群就是市场。新旧媒体的读者群此涨彼消，既显示了互联网促进公民知情权的优势，又成为推动传统媒体变革的动力。香港记者麦燕庭说：
“ 人家报你不报，你就有压力呀。互联网说了你不报，人家就会说，哎，你这是怎么搞的？就不看你了。你能发挥的作用就很少了，也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