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承宗這個名字，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几乎是家喻戶曉。他所演奏的鋼琴伴奏樣板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紅遍大江南北。殷承宗是五十年代在蘇聯學習的音樂，得過國際大獎。當時另一位音樂才子，著名翻譯家傅雷的儿子傅聰在國外學習後不愿意再回到中國，留在了西方。但殷承宗沒有這樣做，他要在自己的國家為鋼琴這個西洋樂器之王贏得更多的知音。他回國後受到了重用，成了鋼琴界最有希望的後起之秀。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鋼琴被認為是西方資產階級藝術的工具而受到怀疑甚至否定。很多人認為即使鋼琴本身沒有什么錯，但它的笨重使得它不可能象笛子和二胡那樣可以隨身被帶到田間、工厂車間和邊疆哨所，直接為工農兵服務。同樣是西洋樂器，小提琴就能。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要砸爛鋼琴成了一批人顯示自己革命的機會，鋼琴家是否能夠活下去當然也就成了問題。身為中國鋼琴界頂尖人物的殷承宗沒有發慌，他想出了一個絕注意。他讓几個朋友用卡車將一台鋼琴運到天安門廣場，然後他坐在鋼琴前面，讓廣場上的工農兵群眾點他們最喜歡的革命歌曲，由他用歌曲或是演奏或是伴唱。這個新奇的表演立刻吸引了成百上千的革命群眾，直到几乎所有的革命歌曲都唱完。正當殷承宗為鋼琴得到革命群眾的肯定，能夠在這場大革命的藝術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欣喜時，有人清了清嗓子，要用鋼琴伴奏唱樣板戲的片斷。鋼琴的表現形勢和京劇的唱腔之間實在相差太遠，他不知道該如何适應這個革命形勢的新要求。殷承宗找到當時正因扮演樣板戲紅燈記中的李玉和而走紅的浩亮和其他一些樣板戲演員，要他們幫忙，於是，不久之後，鋼琴伴唱樣板戲開始問世，樣板戲在獨霸了戲劇舞台之後，又占領并改造阿西方藝術的一個重鎮，成了毛澤東洋為中用思想的典范，并被視為文化大革命中數不清的光輝胜利中的又一個胜利。今天，當殷承宗在歐美舉辦他的個人演奏會時，鋼琴伴奏樣板戲的片斷常常出現在他的曲目中。這無可厚非，因為那不僅是音樂，而且是他個人藝術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階段，自然應該在個人演奏會上回味一番。在回味之余，他也在記者的采訪中講到了那個在天安門廣場上為工農兵點唱的故事，從而至少讓更多的人不僅欣賞到了音樂，而且也了解到了音樂背後的故事。据報導，很多出席殷承宗演奏會的中國人為這些鋼琴伴奏樣板戲的片斷而陶醉，以至李玉和臨行喝媽一碗酒的那一段唱段常常在場合唱中落幕。這也同樣無可厚非，因為在那一代人成長的那一個特定的時期，每天從起床到熄燈所听到的音樂，除了樣板戲還是樣板戲。樣板戲已經成了他們青春發育中的細胞。這種細胞是任憑多少西方學位和移民申請都無法消除的。前几天看到一些紀錄片，是對經歷了納粹時期的德國人的采訪。被采訪者當時都是少男少女。在談到納粹集中營和种族滅絕時，他們當然表示出深惡痛絕，但當回憶起當年在納粹青年團為培養集体人格和吃苦精神而組織的野營和篝火晚會，當年為展現雅利安人种的健美体格而排演的超大型團体操，當年那些為振奮民族精神和向元首和納粹黨效忠的大合唱，還有當年那些使得所有人亢奮不已熱血沸騰的雄壯音樂，這些被采訪者的蒼老的臉上浮現出一絲昔日的紅暈。他們喃喃自語：這不就是唱歌跳舞嗎，不就是歡樂奔放嗎，這有什么錯？是啊，唱歌跳舞當然沒有錯，在音樂中盡情發泄也是人之常情。很多東西，在离開了特定的背景後便無所謂好坏。我們今天要說的問題是，那些因為樣板戲而引起的共鳴和喝采，恰恰不能离開它們的特定背景，而是和那個背景血脈相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