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黨史故事﹕ 洛川會議與周恩來--戴晴


199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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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們習慣將周恩來看作“總理”。雖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黃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將他与職業軍人聯系到一起。 其實在國共破裂之后、重新起步的中共六大上,軍事問題的報告就是周恩來作的。六大之后,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任組織部長兼軍委書記。1920年代末,朱德毛澤東在江西鬧得不可開交時,在陳毅匯報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軍事聯席會議、起草“八月指示”以解決紅四軍問題的,也是周恩來。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們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為按照當時周恩來、陳毅的意見,紅軍的指揮應該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軍委,党不要直接指揮軍隊,要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而党“只能通過党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這是与毛澤東“ 党指揮槍”的理論根本不同的。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說的“左傾机會主義對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時期,周依舊是常委主持軍事。后來共產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周一到蘇區就取代毛作了紅一軍的總政委,在后來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圍剿”、直到長征初期的最高軍事指揮机构“軍事三人組”,周都是主 要負責人,直到所謂“挽救了党和紅軍”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所剝奪的,當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說,博古和奧地利人李德的權力,但這兩人在中共党內并無根基,真正失了實權的是周恩來──他不但讓出指揮權,當張國燾的位置難于安排時,他又立即讓出紅一軍總政委。所幸他一點沒有抵抗,這也正是這位奇才的過人之處。接著,他大病一場,差點死掉,糾其原因,恐怕不是環境太惡劣,而是他看作比生命還要重要的事業上的失落。 到陝西之后,有一件不大為史家大書特書的事,就是是周恩來指揮的抗日東征。對蔣介石的指稱,已策略地由賣國賊改為“蔣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諸公”。周恩來真正活了起來并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与張學良共謀的“西安事變”。雖然最后出現了張被扣押那樣一個結果,使得周20多年之后談起時,還“禁不住潸然略U”,但他實際上已經活了過來、全身心地投入了──1936年4月潘漢年奉國際之命回國与國民党談判時,陳立夫說的是:“你我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愿和他面談。" 全面抗戰開始以后,閻西山不記一年前進攻自己的防地之仇,請周恩來為第二戰區寫“作駒計划”,周僅一天時間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駐武漢、重慶時,則“身穿一身半 侶?Y草綠色軍裝,佩戴中將軍銜……常常是全副披挂,有時還佩劍。”不僅周恩來,彭德怀、林彪等職業軍人,也都相當興奮,覺得終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報國了──“洛川會議”正是在這樣形 勢和气氛下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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