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黨史故事﹕ 洛川會議與周恩來--戴晴

在中國，人們習慣將周恩來看作“總理”。雖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黃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將他与職業軍人聯系到一起。 其實在國共破裂之后、重新起步的中共六大上，軍事問題的報告就是周恩來作的。六大之后，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任組織部長兼軍委書記。1920年代末，朱德毛澤東在江西鬧得不可開交時，在陳毅匯報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軍事聯席會議、起草“八月指示”以解決紅四軍問題的，也是周恩來。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們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為按照當時周恩來、陳毅的意見，紅軍的指揮應該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軍委，党不要直接指揮軍隊，要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而党“只能通過党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這是与毛澤東“ 党指揮槍”的理論根本不同的。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說的“左傾机會主義對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時期，周依舊是常委主持軍事。后來共產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周一到蘇區就取代毛作了紅一軍的總政委，在后來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圍剿”、直到長征初期的最高軍事指揮机构“軍事三人組”，周都是主 要負責人，直到所謂“挽救了党和紅軍”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所剝奪的，當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說，博古和奧地利人李德的權力，但這兩人在中共党內并無根基，真正失了實權的是周恩來──他不但讓出指揮權，當張國燾的位置難于安排時，他又立即讓出紅一軍總政委。所幸他一點沒有抵抗，這也正是這位奇才的過人之處。接著，他大病一場，差點死掉，糾其原因，恐怕不是環境太惡劣，而是他看作比生命還要重要的事業上的失落。 到陝西之后，有一件不大為史家大書特書的事，就是是周恩來指揮的抗日東征。對蔣介石的指稱，已策略地由賣國賊改為“蔣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諸公”。周恩來真正活了起來并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与張學良共謀的“西安事變”。雖然最后出現了張被扣押那樣一個結果，使得周20多年之后談起時，還“禁不住潸然略U”，但他實際上已經活了過來、全身心地投入了──1936年4月潘漢年奉國際之命回國与國民党談判時，陳立夫說的是：“你我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愿和他面談。" 全面抗戰開始以后，閻西山不記一年前進攻自己的防地之仇，請周恩來為第二戰區寫“作駒計划”，周僅一天時間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駐武漢、重慶時，則“身穿一身半 侶?Y草綠色軍裝，佩戴中將軍銜……常常是全副披挂，有時還佩劍。”不僅周恩來，彭德怀、林彪等職業軍人，也都相當興奮，覺得終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報國了──“洛川會議”正是在這樣形 勢和气氛下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