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党史故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缘起--戴晴

一般人都以为，51年前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的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被部下扣押在唐朝皇妃洗浴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时就已经曾震惊中外，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自己对“停战议和、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1927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裁不曾间断过的围剿与追剿，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感人，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缄其口，特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的一轮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方面史家全力追踪的一个重头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的蒋介石，苦缠7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著快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当时的局面下，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的力量，可以有三种选择﹕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1935年11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猛攻它的死对头。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1936年他们遇到的机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再加上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也决不愿意失掉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这一年里，共产党“灵活地”转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1936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就那么固执、简单，完全不懂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1927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的发生，已经在1932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35年，随著日本侵略一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政治解决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请苏联出面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更不知道的是（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由苏联控制的第三国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芒，努力靠拢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只王明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世名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是煞有介事地写进教科书的，似乎是﹕长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