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所謂”和平解決”﹐并沒有使當權的國民政府下決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軍上。為了維持1931年的”九一八”之後日中雙方暫時穩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當局甚至不惜對要求抗戰的”七君子”以”危害國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樣敏感的局面下。就在這時﹐在”西安事變”大約半年之後﹐1937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對蔣介石說來﹐共產黨篡權無疑比異族入侵嚴重的多﹐但”先安內后攘外”已完全沒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戰--當然﹐與此同時﹐還有對共產黨說來最為要緊的﹕釋放政治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 地位､承認陜甘寧邊區。三十五年之後﹐到了1973年﹐當日本緊隨美國恢複和中國的正式邦交､就侵華戰爭表示歉意時﹐八十歲的毛澤東居然回答說”要感謝日本的侵略﹐否則還有共產黨嗎”。我們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變”﹐日軍是以”尋找失蹤士兵”為借口而炮轟蘆溝橋的。這不是偶然的處置失當﹐而是和”皇姑屯炸彈”､”九一八”一樣﹐是經過精心策劃而挑起的事端。問題於是變成﹐日軍本部為甚麼要這麼作﹕位甚麼不早不晚﹐單單選在1937年七月把中國戰事擴大。在毛澤東表示了感謝之後﹐根據當時的報導﹐日方相當拘謹﹐不知這”偉大領袖”是在開玩笑還是當真﹐根本沒敢接話頭。直到今天﹐也沒有誰就新公布的史料﹐對這一關乎數千萬人生命的大謎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不過﹐對毛澤東這一說法加以證實的辦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就是﹐以一個行動完成之後誰人從中獲益﹐來判斷行動的初始目的。按照共產黨自己給出的數字﹐1936年十月﹐紅軍結束長征､三大主力會師時﹐人員不足四萬人﹔到了1940年﹐已是50萬﹔1945年時﹐80萬﹔待到1946年十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宣布”五個月內打垮共軍”時﹐”人民解放軍”已經增加到一百二十萬--”全面抗戰”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產黨﹐還給了它發展 壯 大的機會與極為珍貴的”合法性”--毛澤東沒有說錯。聽眾朋友這時可能感到不解﹕戰爭﹐按照一般的常識﹐是要消耗､減員的﹐八年抗戰下來﹐人馬怎麼反倒多了﹖對此﹐共產黨歷來有它的解釋﹔”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得道多助”--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如果我們翻開歷史檔案﹐就會找到比這類”大話”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釋。原來﹐在1935年十二月﹐紅軍到達陝北不久﹐曾召開後來史稱”瓦窯堡會議”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的政治口號是﹕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第二年七月﹐莫斯科與陝北中共恢複了已經斷了將近兩年的電訊聯系。那時﹐第三國際自己剛剛開過”結成廣泛反法西斯戰線”的會﹐得知這一口號后大吃一驚﹐立即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產黨必須廢止公開反蔣的口號﹐應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蔣派當作自己的統戰對象。但那時陝北的共軍正在與前來圍剿他們的東北軍秘密拉關系﹐這命令究竟是服從呢還是不服從﹖幸虧當時電訊聯絡雖然恢複﹐但其幼藺M今日的電話､連通網完全不可比擬﹐”執不執行”和”怎麼執行”就那麼拖了下來﹐直到”西安事變”發生。”西安事變”的後果之一﹐是擁護蔣介石為全國抗戰的唯一領袖﹕紅軍被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了國軍的指揮體系。這時候﹐礎b剛剛有了一座延安城､驚魂初定的共產黨面前的是﹐怎麼服從這個明知是”死敵”但當前確實認頭了的”領袖”。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閃著不大願意深入討論的”洛川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