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党史故事﹕蒋介石为甚么不能容共﹖--戴晴

不久前，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为挽救他濒临惨败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好啦，有了他的这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时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 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污腐败、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但这并存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们的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远景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被史家称为“极右派”的人，就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无论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做法都是正当的；也比较懂得，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会议没有开成 。 接著，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就是说，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也没有得到发挥。 紧接著，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各种派系，又为了自己能得到敢于如此出手的流氓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与此同时，台面上不争的，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公布的苏共历史案卷里，发现了这样的描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 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 “缔造者”如此，怎么能奢望当时跟著它的命令转的国共两党具有现代政党的风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