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黨史故事﹕蔣介石為甚麼不能容共﹖--戴晴

不久前，已經離任的最後一屆港督彭定康說到亞洲危機與中國改革的關系時，有一番精彩論述。他認為，中國如果再不進行政治改革、讓民眾有機會“透透氣”的話，經濟改革已經很難再上一個台階。他說﹕“我就不信列寧主義與資本主義能那麼含混不清地並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聽到這話，我們會聯想到鄧小平在六四鎮壓之後，為挽救他瀕臨慘敗的改革，說的另外一句與肥彭的意見相反的話﹕只要維持經濟增長，管它姓“資”還是姓“社”。好啦，有了他的這句話，1992年之後，一片片農田被開發商“圈”起；一座座豪華大廈拔地而起；鄧家的和別家的共產黨員們也都不時時機地富了起來……，終于 到了今天——貧富懸殊、環境破壞、貪污腐敗、道德淪喪。它們姓“資”還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義與信仰本可以同時存在于一個國家與一個社區的——這是人類自共同生存、相互影響與相互制約以來，最主要的經驗與教訓。但這並存是有條件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自由主義精神﹕它不僅是一切制度與規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與遵守這些制度規章的人們的生活態度。于是我們知道，原來老鄧的“先富起來”和“姓‘資’姓 ‘社’”里邊少了東西﹕他的“資”是只有由社會主義權力轉化出來的資本，而沒有監督資本發生、維持資本運作的自由與法制精神。也正是在這里，肥彭給出了他否定的結論。 這又使我們想到了1924—27年間，理想與信念不同的國共兩黨的合與分——它們的合的初衷，是希望在遠景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利用對方、壯大自己，這無可非議；但在它們決定分的時候，缺乏現代社會與現代政黨意識的弊端就顯露出來了。 孫中山去世不久，一批從一開始就與共產黨格格不入的、被史家稱為“極右派”的人，就提出召開會議，由多數決議，將共產黨清除出去。無論他們如何事先密謀，無論如何“總理尸骨未寒”就動起手來，做法都是正當的；也比較懂得，無論合作還是競爭，包括最後破裂，都要有規矩。可惜當時共產黨和國際代表運用計謀，使會議沒有開成 。 接著，戴季陶開始發表被說成是“總理去世之後跳出來從理論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等在今天看來，固然算不上什麼著作，但他的做法是光明的。共產黨在當時若是有本事，把“打倒土豪劣紳”論證為“三民主義”的組成部分，並為兩黨所采納，也能服人，包括令後人欽佩——可惜未見嚴肅的、達到學術水準的討論——就是說，自己當時最擅長的理論探討也沒有得到發揮。 緊接著，中山艦事件爆發。這本來是一件算不上策劃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兩黨內部的各種派系，又為了自己能得到敢于如此出手的流氓為同盟軍，不但裝作視而不見，還繼續加強對他的支持來討好他。與此同時，台面上不爭的，台底下倒動作起來——“打倒土豪劣紳”。 回想“大革命”時期兩黨合作的歷史，共產黨究竟作了什麼，使得國民黨不但非把它排擠出去，還非要趕盡殺絕不可呢？從新公布的蘇共歷史案卷里，發現了這樣的描述﹕“現存的國民黨是我們建立起來的。它的計劃、章程、工作都是在我們的政治指導下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標準制定的……到目前為止，還不曾出現這樣的情況﹕當我們提出一 項建議時，不為政府所接受和實行。” “締造者”如此，怎麼能奢望當時跟著它的命令轉的國共兩黨具有現代政黨的風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