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党史故事﹕温和派的选择﹙之一﹚--戴晴


199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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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前﹐在一九八八年秋天﹐在本该戊戌变法九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北京一片寂静。不知为甚么﹐自己正在实行改革、对以他的政权为改革对象的革命也视若大敌的中共政权﹐竟不懂得纪念戊戌变法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共产党政权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在他执政的年代里﹐有意贬抑以马列意识形态判断而”沦为革命对象”的近代中国政坛改革人物﹐曾国藩是保皇党﹐李鸿章是卖国贼﹐戊戌变法的康梁是小丑等等--谭嗣同是个例外﹐因为他被慈禧砍了头﹐符合了毛泽东的另一个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十年前的秋天﹐是自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来﹐中国的自由派最好的日子--邓小平政治上”有限放手”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中国恢复了社会科学研究﹙比方说﹐除了大学﹐还有三个以”自由派”为头目的研究所﹕政治学所、文学所、马列主义研究所﹚﹔社会上有了好几家第一流的以自由碍为主要撰稿人的报纸刊物﹙《世界经济导报》《文汇月刊》《新观察》等﹚﹔政府里有开明的官员﹔社会上有开明的企业家﹐村民直选开始试点。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国的自由派们第一次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作主﹐就重大政治问题召开研讨会--这在十年后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大家都知道北京的一家民办发展研究所刚刚被禁掉﹚。 我们不可能有漂亮的会场﹐”戊戌变法九十周年讨论会”在一个叫做”破礼堂”的简陋的会议室里进行。大约有五十名当时北京思想界罪活跃的人物参加﹐包括了正在激烈争辩著的两派--大民主派和开明权威派。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两派人的政治理念其实是有著很大的差别的﹐但在那时候﹐没有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当我在我的发言﹙《从林则徐到蒋经国》﹚中谈到”以中国之国情﹐专制只能在开明专制者手里结束”时﹐一位那时一本相当开放的刊物《华人世界》的主编”咚咚咚”走到我面前﹐捶著桌子、并且含著眼众蛫D﹕”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六君子的牺牲﹐倒有人来呼唤专制﹗”我正不知如何回答﹐一个声音从会场的另一个角落飘来--”民主固然好﹐怎么得到呢﹖”--《华人世界》六四之后极遭封﹔问话的吴稼祥六四之后即遭逮捕﹐在秦城关了四年。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知识界的这场大讨论正在往深里进行﹐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时﹐学生上了街﹔接著﹐五十天之后﹐坦克封住了所有人的嘴﹕杂志报纸吊销、参加纪念会的人几乎全部被整肃﹔开明派官员下台﹔街头平民死难﹔”英雄们”﹙包括三位所长﹚流亡美国。 又是十年过去了﹐乍暖还寒的中国学界再度面对对戊戌变法的纪念。虽然已经有了与戊戌变法相当类似的”六四”﹔有了十年来具有突破意义的反思--﹙其中之一是对戊戌变法的再认识﹚﹔有了诸如《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种类扎实详尽的大型工具书的出版﹐生动、切实的自由讨论已不能再戊戌变法的发生地开展﹐更遑论达到哪怕十年前的水准。一百年了﹐中国现代化最初的目标﹕思想和言论自由﹐还处在如此低的水平﹐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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