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電子媒體在促進民主、瓦解專制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以電視實況轉播為例，在菲律賓民主派推翻獨裁者馬科斯的鬥爭中，人們首先從電視上看到馬科斯的政敵阿基諾在從多年流亡美國後回國時在機場被槍殺的情景，這個實況轉播震驚了世界，也成了菲律賓民主派和馬科斯政府之間力量對比轉化的分水嶺。後來，阿基諾夫人領導的民主派充分利用了電視在動員和組織群眾中的政治功能，最終迫使獨裁者馬科斯放棄權力。在蘇聯東歐，實況轉播的電視新聞在鐵幕瓦解過程中的作用也是很明顯的。例如在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最後一次以統治者的身份出現在人民面前是通過電視實況轉播的，當時他在一個發生反政府騷亂的城市對群眾發表講話。齊奧塞斯庫的本意是想通過電視轉播把他平息事態的過程告訴全國甚至全世界，顯示他仍然控制著局面。但事與願違的是，當他講話時遭到了下面群眾的噓聲，電視轉播把他在群眾第一次公開表示出來的輕蔑和反抗面前張口結舌手足無措的狼狽情景展現在羅馬尼亞每戶人家的電視屏幕上。這個畫面雖然只持續了幾秒鐘就被官方電視台卡斷了，但對於瓦解專制體制的形像和神話來說已經足夠了。後來，當羅馬尼亞黨和政府內的改革派發動反齊奧塞斯庫的政變後，他們充分利用了電視的傳播功能，宣傳新政府的方針，揭露齊奧塞斯庫的罪惡，公布對他的審判，從而鞏固了新政權。在蘇聯，當保守派發動企圖恢復極權體制的“八一九”政變時，沒有受保守派控制的蘇聯電視台把莫斯科人民和前來鎮壓的軍隊對峙的局面和葉利欽等民主派領導人的活動向全世界轉播，不但鼓舞了士氣，而且把莫斯科和世界始終聯系在一起，避免了被關起門來鎮壓的悲劇。
自上一次民主化浪潮以來，國際互聯網在世界很多地區迅速推廣，很多人對這項新技術在推動民主、結束專制事業中的積極作用充滿了期待，理由是和電視等其他電子媒體相比，互聯網加快了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讓普通人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和傳播信息，使得建立在印刷品和音象(廣播電視)制品基礎上的傳統信息控制失靈，為政治反對派提供宣傳、通訊和組織手段。
從長遠來看，人們有理由對互聯網和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即幫助信息傳播、實現信息開放--保持樂觀。但近年來的情況表明互聯網和民主之間的關系比理所當然地想像要復雜：在民主社會它進一步擴展了輿論多元的平台，盡管政府也會想方設法設置一些法律和制度規范；但在專制社會，很多政府正在學習過程中把它變成得心應手的輿論工具和社會控制手段。
互聯網和專制體制或者威權體制的互動關系從90年代起引起了政治學者的關注。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讚助、由卡拉梯爾和伯斯執筆的“開放網絡與封閉體制：威權政體對互聯網的控制”就是一個事例。卡拉梯爾和伯斯首先對世界范圍內互聯網和威權體制的關系作了一個介紹。他們認為在不同的國家，威權體制對互聯網技術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導致的結果也不同。新加坡的“半極權體制”一直在使用包括了法律、技術和社會措施在內的綜合性手段對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所有ICT技術進行控制。緬甸的軍人政府控制了異議人士的電子通訊手段，從電子郵件到電話和傳真，不讓他們和公眾之間通過這些媒介產生聯系。在中東，君主政府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通過審查制度限制了互聯網的政治作用。在古巴，政府對互聯網設置了種種限制，主要是不許個人使用互聯網，上網必須在指定的工作單位。在中國，政府採用了消極防范和積極利用的手段，一方面用種種限制來抵消互聯網在信息自由方面的威脅，另一方面積極利用互聯網在提高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方面的作用。在所有這些國家，互聯網都至少沒有在目前給威權體制帶來緊迫的致命威脅。但是在印度尼西亞，蘇哈托專制政府沒有有效地控制互聯網，因此民主派利用了互聯網進行協調和組織，推翻了專制政府。雖然現在還很難預測未來技術的發展對互聯網與專制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但在目前情況下，專制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的有效性看來會延續一段時間。
在評估互聯網對民主的作用時，卡拉梯爾/伯斯認為有幾個問題是首先需要回答的：誰在使用和為什麼使用互聯網？這種使用會不會對政府產生威脅，如果會，那麼政府又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在這種反應中，對互聯網是積極利用還是消極防范？他們認為，只有對這幾個相互聯系的問題進行考察，才能回答互聯網在特定社會條件下有沒有或能不能促進民主這個問題。換句話說，抽象地談論或者相信互聯網必然會促進民主是不著邊際的。只有在如下情況時，互聯網才會對民主的發展起積極作用。第一，大眾(MASS PUBLIC)是互聯網的主要使用者並通過互聯網自由獲得信息，表達觀點，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產生一種公共“示威效應”，就像蘇聯東歐解體時群眾的情緒和行動通過電視直播產生政治後果一樣。電子郵件、聊天室和電子布告欄都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第二，公民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利用互聯網傳播信息並組織活動，克服通訊和組織手段缺乏所帶來的困難。在九十年代的民主浪潮中，形形色色的公民組織(如工會，知識分子團體、學生團體和地方性非政府組織等等)在新舊秩序之交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互聯網還沒有發展起來。第三，經濟界人士(ECONOMY) 利用互聯網組織經濟界精英維護自己的利益，包括中產階級在內。這種利用互聯網組織起來的經濟界力量可能在迫使政府放鬆對經濟的控制方面產生一定的作用。第四，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COMMUNITY)利用互聯網對專制政體施加壓力，用信息和輿論支持以上所說的組織和力量。蘇聯東歐的變化証明這種國際支持在體制變遷的關鍵時刻有關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