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电子媒体在促进民主、瓦解专制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以电视实况转播为例，在菲律宾民主派推翻独裁者马科斯的斗争中，人们首先从电视上看到马科斯的政敌阿基诺在从多年流亡美国后回国时在机场被枪杀的情景，这个实况转播震惊了世界，也成了菲律宾民主派和马科斯政府之间力量对比转化的分水岭。后来，阿基诺夫人领导的民主派充分利用了电视在动员和组织群众中的政治功能，最终迫使独裁者马科斯放弃权力。在苏联东欧，实况转播的电视新闻在铁幕瓦解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在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最后一次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在人民面前是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的，当时他在一个发生反政府骚乱的城市对群众发表讲话。齐奥塞斯库的本意是想通过电视转播把他平息事态的过程告诉全国甚至全世界，显示他仍然控制著局面。但事与愿违的是，当他讲话时遭到了下面群众的嘘声，电视转播把他在群众第一次公开表示出来的轻蔑和反抗面前张口结舌手足无措的狼狈情景展现在罗马尼亚每户人家的电视屏幕上。这个画面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就被官方电视台卡断了，但对于瓦解专制体制的形像和神话来说已经足够了。后来，当罗马尼亚党和政府内的改革派发动反齐奥塞斯库的政变后，他们充分利用了电视的传播功能，宣传新政府的方针，揭露齐奥塞斯库的罪恶，公布对他的审判，从而巩固了新政权。在苏联，当保守派发动企图恢复极权体制的“八一九”政变时，没有受保守派控制的苏联电视台把莫斯科人民和前来镇压的军队对峙的局面和叶利钦等民主派领导人的活动向全世界转播，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把莫斯科和世界始终联系在一起，避免了被关起门来镇压的悲剧。
自上一次民主化浪潮以来，国际互联网在世界很多地区迅速推广，很多人对这项新技术在推动民主、结束专制事业中的积极作用充满了期待，理由是和电视等其他电子媒体相比，互联网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让普通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和传播信息，使得建立在印刷品和音象(广播电视)制品基础上的传统信息控制失灵，为政治反对派提供宣传、通讯和组织手段。
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互联网和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帮助信息传播、实现信息开放--保持乐观。但近年来的情况表明互联网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比理所当然地想像要复杂：在民主社会它进一步扩展了舆论多元的平台，尽管政府也会想方设法设置一些法律和制度规范；但在专制社会，很多政府正在学习过程中把它变成得心应手的舆论工具和社会控制手段。
互联网和专制体制或者威权体制的互动关系从90年代起引起了政治学者的关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赞助、由卡拉梯尔和伯斯执笔的“开放网络与封闭体制：威权政体对互联网的控制”就是一个事例。卡拉梯尔和伯斯首先对世界范围内互联网和威权体制的关系作了一个介绍。他们认为在不同的国家，威权体制对互联网技术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导致的结果也不同。新加坡的“半极权体制”一直在使用包括了法律、技术和社会措施在内的综合性手段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ICT技术进行控制。缅甸的军人政府控制了异议人士的电子通讯手段，从电子邮件到电话和传真，不让他们和公众之间通过这些媒介产生联系。在中东，君主政府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通过审查制度限制了互联网的政治作用。在古巴，政府对互联网设置了种种限制，主要是不许个人使用互联网，上网必须在指定的工作单位。在中国，政府采用了消极防范和积极利用的手段，一方面用种种限制来抵消互联网在信息自由方面的威胁，另一方面积极利用互联网在提高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方面的作用。在所有这些国家，互联网都至少没有在目前给威权体制带来紧迫的致命威胁。但是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专制政府没有有效地控制互联网，因此民主派利用了互联网进行协调和组织，推翻了专制政府。虽然现在还很难预测未来技术的发展对互联网与专制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在目前情况下，专制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的有效性看来会延续一段时间。
在评估互联网对民主的作用时，卡拉梯尔/伯斯认为有几个问题是首先需要回答的：谁在使用和为什么使用互联网？这种使用会不会对政府产生威胁，如果会，那么政府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在这种反应中，对互联网是积极利用还是消极防范？他们认为，只有对这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进行考察，才能回答互联网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有没有或能不能促进民主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抽象地谈论或者相信互联网必然会促进民主是不著边际的。只有在如下情况时，互联网才会对民主的发展起积极作用。第一，大众(MASS PUBLIC)是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并通过互联网自由获得信息，表达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产生一种公共“示威效应”，就像苏联东欧解体时群众的情绪和行动通过电视直播产生政治后果一样。电子邮件、聊天室和电子布告栏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第二，公民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并组织活动，克服通讯和组织手段缺乏所带来的困难。在九十年代的民主浪潮中，形形色色的公民组织(如工会，知识分子团体、学生团体和地方性非政府组织等等)在新旧秩序之交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互联网还没有发展起来。第三，经济界人士(ECONOMY) 利用互联网组织经济界精英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中产阶级在内。这种利用互联网组织起来的经济界力量可能在迫使政府放松对经济的控制方面产生一定的作用。第四，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利用互联网对专制政体施加压力，用信息和舆论支持以上所说的组织和力量。苏联东欧的变化证明这种国际支持在体制变迁的关键时刻有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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