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離不開資本的作用。資本的增長表現為投資，它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中起著兩個方面的作用：一個作用是直接增加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與消費、淨出口一樣，一個時期的投資額是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組成部分。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為從需求的角度看是投資，從供給的角度看就是提供投資品和提供勞動力，這就等於提高了當年的國民收入。投資的第二個作用是擴大未來的生產能力。從而為長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潛力。由於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如此重要作用，因此討論中國經濟能否趕上美國，離不開對中國投資增長的分析。
在發達國家，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約為百分之三十左右或者更低一些，相對低於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中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高達百分之六十左右。不僅如此，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投資的增長速度大大高於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意味著投資的重要性仍在不斷提高。
中國的持續高速增長的投資資金從何而來呢？當然，大量的外國投資是一個重要來源。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海外資本流入中國的速度加快。截至二零零四年底，中國是用外資的總額高達七千六百多億美元，其中外國直接投資為五千六百多億美元。中國已經持續數年成為國際資本的最大接受國。但是，外國投資每年在總投資中所佔的比重在大多數年份都不到百分之十。它的重要性更多的在於引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幫助中國打開國進市場等方面。
應該說，中國自身的經濟增長和兩極分化的財富分配方式是投資增長的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從企業看，收入增加也就意味著可以用於投資的資金的增加；從居民收入的角度看，收入增加意味著儲蓄的增加，而儲蓄的增即則意味著可以轉化為投資的社會資金的增加。
根據經濟學原理，居民的收入增加後，儲蓄和有儲蓄轉化的投資在收入中的比重會相對增加。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實際上是使得投資高速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者說，中國的兩極分化在過去二十多年來起著強迫資本原始積累的作用。試想，如果將衣食無優的富人在銀行的一部分存款分配給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窮人，這部分錢的絕大多數將轉變為窮人的消費，而不會重新返回到銀行成為窮人的存款，再由銀行將其轉化為投資。但是，現在這種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一個全社會詬病的問題。
很明顯，那種依靠擴大貧富差別來加速資本積累的路子在中國已經走到了盡頭。當然，富人的儲蓄和投資轉變為窮人的消費只不過改變當年國民收入的結構而已，它並不會影響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但是它會影響未來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
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投資增長有幾個重要特點：一是投向制造業領域的投資所佔的投資比例最大並且增長最快。顯然這是與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參與國際分工和中國制造業產品市場的國際化分不開的。如果這個過程減緩，中國投資的一個重要的動力機制就會受到阻礙，至少它會影響到那些直接以國際市場為目標的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
中國投資的第二個特點是，絕大多數的投資都是通過金融中介銀行來進行的。中國的資本市場很不完備，尤其是保障投資者權益的規章制度缺失的情況比較嚴重。所以，許多投資都是採取以企業向銀行貸款的形式來進行的。這樣一來，中國企業的負債率不僅大大高於發達國家，而且也大大高於同樣發展程度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信貸政策對投資和經濟增長期著直接的作用。例如，去年中國經濟過熱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銀行信貸的快速擴張。
中國投資的第三個特點是國家的主導作用。除了中央和地方財政在投資中直接發揮作用外，國家對投資的主導主要是由於國家對這銀行業的控制。中國的銀行業是以四家大型國有銀行為主導的，而銀行又是中國現有投資的一個主要中介，這就決定了國家在中國投資中的主導作用。問題是，國有銀行的所有權不清晰，管理不善，投資效率非常低。這樣就給投資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副作用。一是這種投資雖然可以提高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卻無法真正有效的提高生產能力從而為未來的經濟增爭奠定基礎。二是大量的銀行貸款逐漸變成無法歸還的壞賬，從而為未來的金融危機埋下定時炸彈。這兩點在現在的中國都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綜上所述，由於貧富之間收入差距已經達到了中國社會能夠接受的極限，也由於國家通過國有銀行系統來主導投資所帶來的投資低效益難以為繼，投資在推動中國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將會日益下降。依靠投資的高速增長來趕超美國顯然並不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