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郎咸平的悲哀从何而来


2004-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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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通过对德隆公司的公开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这个风头正劲的公司存在严重的泡沫。公开这个研究结果后,德隆则利用权势,企图对他进行封杀。不久前,德隆公司轰然崩塌,郎教授因此名声大振。最近,郎咸平再次成为大陆财经舆论的焦点人物。大陆境内几乎所有报纸和网站都在醒目位置刊发了郎咸平因质疑格林柯尔而与顾雏军“短兵相接”的报导。郎咸平质疑这个著名的民营企业在近年一系列兼并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把巨额国有资产据为己有。为此,郎教授收到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威胁以诽谤罪名起诉他。在此之前,郎也发表言论,质疑过大陆好几个大企业,包括TCL、海尔。

郎咸平这一次在大陆媒体引起轰动效应,不仅因为他所批评的又是大陆知名的大公司,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大企业经理人利用职权,侵吞企业资产,尤其是侵吞国有企业资产的问题。郎咸平发现,格林柯尔公司,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兼并了大量国有企业,不仅使公司,而且使个人从中得到巨大利益。郎咸平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公众利益的双重侵犯。第一,国有资产本来是社会财富,人人有份,现在被低价转让私人公司,对社会不公。第二,顾雏军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应格守信托责任,拿自己的工资,而不该把大量企业资产据为己有。

郎咸平的这些观点,当然触犯了大陆大企业经理们的利益,但也得到不少普通人的支援,认为他敢于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不过,郎咸平却发现,面对权势集团的公开威胁,他没有得到大陆同行的支援,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尴尬境地。

大陆的多数经济学者,为什么迟迟未站出来响应郎先生的正义呼唤呢?是不是他们都害怕得罪大企业呢?毕竟,郎咸平人在香港,受到一国两制的保护,而大陆的经济学者,则不能不有更多的顾忌。

我的看法是,大陆多数经济学者对郎咸平的观点保持沈默,确有因处境不同而产生的顾虑,但也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有不同看法,却又不便公开说出来。

大陆经济学者比郎咸平更清楚,改革以来,有大批国有资产以极不公平的方式,落入私人之手。其中,企业经理利用职权,侵吞资产,是大陆国有资产易主的主要方式。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大陆学者,如秦晖,何清涟早就进行过猛烈的抨击。更有学者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提出大规模私有化的主张。但这些呼唤正义的学者,无一不遭到当局的打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相信,既然公平处置国有资产不可能,通过不公平的方式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也比维持虚有其名的国有要好。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郎咸平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郎咸平认为,只要对职业经理人建立起有效的监管和激励,国有企业都能办好。因此,没必要对国有企业私有化。郎咸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无论谁拥有企业资产的所有权,现代的大型企业都必须依靠职业经理人。如果职业经理人不能承担信托责任,那就无论是私有还是国有,都会大量发生滥用职权,监守自盗,都会伤害公众利益。

郎咸平说:“我们现在缺的在哪里?就是信托责任。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我们最缺乏的。”那么,信托责任又靠什么建立呢?郎咸平认为,答案很清楚,就是靠严刑峻法。大陆经济学者的对郎咸平的这个说法保持沈默,表明他们认为郎咸平太天真,太简单。大陆经济学者根据多年生活在共产体制下的经验知道,这些国有资产﹐从来就不是社会的﹐而是强权的基础﹐如果不把共产党的家当分光,共产党政权就还有力量随意干预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永远谈不上建立信托责任。而郎咸平根据自己生活在美国和香港的经验知道,用不公平的办法来瓜分国有资产,则永远不可能建立公平的规则。

其实,这两种观点同时成立,恰恰反映了大陆产权改革面临的困境。导致这一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批当权者本身没有信托责任的约束,不能主持公道。当然,郎咸平再天真,也绝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但他的问题是,他的良心不允许他不把真实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众。郎咸平说,“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是很悲哀的,(因为)你没有权利(不告诉公众)。”郎咸平非常清楚,他的悲哀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他在美国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绝不会给自己带来如此多的麻烦。现在他尽管人在香港,但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无怪郎咸平大声感叹,“天佑中国,天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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