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評論：中國股市的制度性缺陷

自去年五月十九日以后，上海和深圳兩地的股市經過了兩個月的強勁上升，隨后便猛然下跌，繼而窄幅振蕩，市場的成交量亦呈萎縮狀態。四千万股民中的絕大部分，剛剛彈冠相慶從一年半的陷井中解套，便很快又被再次牢牢套住。 考慮到西方主要股市同期的良好表現，按理說中國股市似乎不應如此低迷。首先，股市應該与經濟成長有密切的關系。雖說股市上的經濟泡沫在所難免，但其動態趨勢仍然應該与實際經濟同向運動。去年以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不過百分之三左右，其股市尚能有較好的表現；以其百分之七點一的經濟增長，中國股市應該更為強勁才是。 其次，中國股市的起步較晚，因而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中國的股票市值大約三万億元人民幣，只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事實上，如果不算國有企業和其他法人所持有的不能上市流通的部分，真正在市場上流通的個人股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而美國和日本的這個比例在一九九六年便已經達到百分之二百四十四和一百七十八，即便是不發達的印度，這個比例也達到百分之九十三。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股市的快速發展也似乎是題中應有之義。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國的股市一波三折，如此不景气呢？ 上市公司績效不佳和股民對經濟成長不看好當然是一個重要得原因。但是，中國証券交易市場的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卻更值得人們關注。這些制度性的缺陷通常是發達國家所沒有的，他們不僅妨害一個公正的有效率的証券交易市場的形成，同時會對股民的經濟利益造成直接的損害，打擊他們對股市的信心。 最為突出的制度性缺陷是中國政府對証券交易市場的直接干預。應該指出，國家証券管理机构對股市的正常監督和管理与政府對股市的直接干預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在中國，政府既是上市公司股份的持有者和証券公司的所有者，同時又是証券交易市場法規的制訂者以及日常交易的管理者。同時扮演利益沖突的多种角色使得政府處在与民爭利中處于絕對优勢。 在實踐中，中國政府對股市的干預十分隨意。其一是通過官方輿論影響股市。《人民日報》是眾所周知的中央政府的喉舌。一九九七年底，這家報紙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打壓股市，引起股民的恐慌和上深兩地股市的同時暴跌；一年半不到，還是這家報紙，又發專論為股市造勢，發動券商抬市，引誘股民進場，結果使得普通股民再次被套。其二是利用官方控制的証券公司操縱股市。相對于分散的四千万股民，官方操縱的証券公司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并且掌握大量內部信息，他們在股市上舉足輕重。更為荒唐的是，政府通過券商對市場的操縱常常受一些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例如，曾有一位中央政府的負責人前往深圳証券交易所視察，有關主管部門事前向所有的券商打招呼，要求他們進場抬市，結果股指當天上揚一百多點。當此公高興地离開之后，券商便集体撤退，股指應聲下跌，小股民則叫苦不迭。這种在西方國家難以想象的對股市的反复隨意干預，使得市場扭曲和效率低下，并且導致股民對股市的极度不信任。 近來，中國政府又反复強調要利用証券市場來支持國有企業，這是又一個令人擔憂的舉措。自改革以來，雖然有國家多方政策扶持和銀行貸款支撐，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仍是每況愈下。有道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吃完財政持銀行；吃完銀行吃股民。政府一意孤行地用股市支持無望的國企的行為，無疑是為數千万股民布下的又一個陷井。 什么時候中國政府失去了干預股市的權力，中國的股市才會真正地步上坦途，中國的股民才會有一個公平交易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