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既有積极的影響，又會對相當多的行業以至于整個社會帶來強烈的沖擊。總体而言，入世的積极效果能否超過負面沖擊，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能否有正确的政策和制度來應對入世后的各种變數。面對如此不确定的前景，不少中國學者提出，中國不應該在此時入世。他們用來支持自己的一個重要論點是，在過去二十年里，中國不是關貿總協定的成員國，也不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可是照樣取得了高速經濟增長。因此，在他們看來，不用入世，中國仍將可以一如既往的發展。 這种觀點是在用靜止的眼光去看不斷變化的事物。事實是，中國發生了變化，世界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不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國將難以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從國內因素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發生了變化，它使得中國不得不通過更加緊密地融入國際分工以尋找新的經濟發展動力。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整個二十世紀里，她一直處在工業化的進程之中。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教授胡永泰的一項合作研究表明，當一個國家處于工業化的過程中時，其經濟結构由以發展較慢的農業經濟為主向以發展較快的工業經濟為主過渡，因此總的經濟發展速度通常相對比較快。然而，1978年以前的中國經濟處在一种人為的扭曲狀態，例如：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資源配置极不合理，勞動者沒有工作積极性。這些使得中國的經濟長期地低于一個工業化過程中的國家所應該達到的較高的速度。1978年以來，實行的經濟体制改革的中國同時經歷著一個經濟制度變型和繼續工業化的雙重過程。中國在這個過程中進行了經濟增長的"補課"，以較高的速度返回到正常的發展水平。應該看到，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既得益于廢除一些极端荒謬的政策和制度，同時也得益于工業化過程中經濟結构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先是農業的快速增長及其對輕工業增長的促進作用，緊接著是快速增長的消費需求、投資領域的相對廣闊，對外開放后新技術、新材料、以及新產品的快速和低成本的引進，促進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正返回到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水平。許多過去哪些促進高速增長的因素已經不再發揮作用。例如，農業已經由增長的動力變成經濟發展的瓶頸，消費已經歷持續多年的疲軟，由國家主導的投資效率低下而且難以為繼。解決上述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的制度性變革，有的還需要付出較高的社會成本。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實行開放政策的國家總体而言比不開放的國家發展要快得多。考慮到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已經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而且中國的勞動密集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也的确具有比較优勢。理所當然的，進一步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便成為一項促進經濟發展的成本較低的政策選擇。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則是促進出口的一項重要措施。与此同時，進一步改革遭遇一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強抵抗，而且，中國國內沒有任何集團有力量推動進一步的變革。改革力量在對能否戰胜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抵抗逐漸喪失信心的情況下，急于想通過把中國快速引入國際社會來去減輕國內的改革阻力。誠然，中國能否以擴大出口來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和入世能否促進中國建立新的經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將如何應對入世后的沖擊，因而存在著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一點則确定無疑，中國不入世而繼續過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從這個一以上說，入世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机會。（本篇評論的第二部分將分析中國不加入世貿組織將難以繼續高速增長的國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