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陸當局突然決定，全面停止農村的稅制改革。此事雖然已經通知到了各級地方政府，但是并沒有作公開的報道。所以目前外界還不清楚大陸當局為什么要突然停止費改稅的改革。在今年三月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上，朱鎔基把這項改革作為減輕農民負擔的一項主要的改革措施。在記者招待會上，還專門對此作了解釋。他說，目前大陸農民要交大約五百億元的農業稅，此外，還要交納各种地方攤派的費用，總數超過農業稅。因此，大陸農民的實際稅負要有一千億以上。通過費改稅，也就是把所有的各种名目的攤派，改為單一的稅賦，同時，把農民的總稅負減到八百億左右的水平。朱鎔基認為，通過這項重大改革，將有利于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我在以前的評論中指出，所謂的費改稅，實在是自欺欺人，根本解決不了大陸當局希望解決的農民收入問題。大陸農民不堪稅賦過重，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收入太少。對許多農民來說，即使沒有稅賦，日子也已經很難過，減輕稅賦并不能解決多少問題。其次，農民稅賦過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沒有權利的弱勢地位。地方官員對農民巧取豪奪，根本不受法律的約束。費改稅并不能改變農民這种無權的地位，因此，也不可能解決農民稅負過重的問題。問題是，大陸當局沒有勇气面對真正的問題，總想找到一個技術性的辦法，回避困難的實質性改革，比如土地的私有化，基層政權的民選等等。在專制的政治環境下，不同的政策意見受到壓制，自欺欺人的政策得到鼓勵，結果費改稅的主張不僅在安徽試點，而且到了今年，大陸當局已然把費改稅定為國策了。但是，聰明過人的朱鎔基看來對費改稅還是有保留的，他雖然對外說這項改革如何如何好，但是，并沒有要求全國各地都一律實行費改稅。對于一貫喜歡中央集權、統一號令的朱老板來說，這個分權改革的決定頗令人感到意外。耐人尋味的是，朱鎔基為什么對如此重大的政策決定出爾反爾，突然決定停止費改稅的改革？我想，很可能是朱鎔基終于意識到了這個自欺欺人改革可能帶來的風險。朱鎔基原來決定，費改稅的改革什么時間實行，由各省根据自己的情況決定。但是，他沒有想到，如今大陸的政治格局与八十年代已經大不相同，分省改革已經不可能。十年的中央集權，使省一級的領導除了在貪污方面敢于冒險之外，在一切政治和政策問題上唯一的聰明選擇就是唯命是從。既然你朱老板說了費改稅好，我豈敢不馬上實行。于是乎，大陸面臨費改稅各省一哄而上的局面。費改稅既然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假改革，大陸當局為什么不可以逢場作戲地唱下去，而要突然剎車呢？換句話說，如果大陸果真全面實行費改稅，會遭遇任何風險嗎？在我看來，朱鎔基停止全面實行費改稅，實在是聰明之舉，至少對他個人而言是如此，如果他放手讓各省開展費改稅，將使自己陷于十分被動的局面。首先，大陸的地方政權到底從農民那里征了多少稅賦，是一個只有天知道的問題。朱鎔基估計大概有一千多億，改革後，將減到八百億。但是，在實行費改稅的過程中，大陸當局很可能發現，農民現在的實際稅賦遠不止一千多億，而大大超過兩千億。這不僅僅是因為事實可能如此，而且，地方政府在改革中有夸大農民實際稅賦的利益傾向。因為，農民的實際稅賦越高，地方政府在改革中与中央談判的籌碼就越大。假定，地方政府報告上來的農民稅賦達到兩千五百億，朱鎔基就將面臨非常困難的選擇。選擇之一，是把農民的正稅從現在的五百億提高到一千五百億，這意味著對許多農民來說，改革的結果是增加稅負，而不是減輕負擔，對朱鎔基來說，費改稅就成了自討罵名。如果農民的正稅不能增加太多，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大大減少農村基層政權的開支，這就要求大量裁減農村的基層干部，勢必遭到強烈的抵制，并有可能動搖農村已經十分脆弱的政治穩定。如果朱鎔基既不想得罪農民，又不想得罪地方的基層干部，他就只能選擇給予農村基層政權大量財政補貼。這樣一來，朱老板就要把用于維護下崗工人的財政資源，轉用于穩定農村。很明顯，這個選擇的政治風險一點也不小，因為大陸當局歷來最害怕的是城市工人造反。朱老板既不想給農民加稅，又不能得罪農村基層干部，更不敢得罪城市下崗職工，他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維持現狀，不進行費改稅的改革。因為，只要費改稅全面實行，農民過重的稅負由誰來分擔的政治問題就無法回避，而朱鎔基還有兩年的任期，他實在不想去捅這個馬蜂窩，給自己添更多的麻煩了。
